“一人经济”与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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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单身人群正在不断增加。

一人住、一人吃、一人游 ，年轻人独自一人在大城市打拼，似乎成为了“时尚”。根据民政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的单身成年人口高达2.4亿人，其中有超过7700万成年人是独居状态，2021年的最新数据预计会接近1亿。

一般来说，单身是一个暂时性的概念，即成年之后到结婚之间这段时间。不过，随着结婚年龄的延迟，这个时间段变长了，所以单身人群的比例也增加了。

在2005～2018年间，上海平均初婚年龄从25.3岁推迟到30.65岁，女性推迟的幅度更大，从23岁推迟到28.81岁，推迟了近6岁。

2017年，江苏的平均初婚年龄达到34.2岁，杭州男性平均结婚登记年龄为33.1岁、女性31岁。相比往年的平均结婚年龄，都有增长的趋势。目前，25～29岁群体正接替20～24岁人群，成为新的结婚“主力军”，高年龄层段（40岁以上）结婚登记占比也大幅上升。

按照中国的规定，迟于法定婚龄三年以上结婚的是晚婚，即男性25周岁、女性23周岁即是晚婚。所以，现在可谓全民皆晚婚。

这里面大多数人，只是延迟结婚，但终身不婚的人也有。中国缺乏相关数据，可以看看日本的情况。人到50岁未婚，基本上意味着一辈子不会结婚了，日本政府2015年的人口普查专门统计了这个数据， 50岁以前从未结过婚的男性比例为23.37%，女性为14.06%，分别是1985年的5.8倍和3.3倍。

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新一代年轻人受教育程度提高，追求独立自由，认为婚姻是束缚，同时，他们的经济能力也让他们有能力去践行自己的观点。

其次，社会在发展，社会思想观念的包容性也增加了。这其中，女性的解放是一个重要原因。不断增加的经济独立性，使得女性不必再为经济原因选择结婚。有了事业之后，要想让她们放弃事业，选择结婚、家庭，机会成本无疑加大了很多。

高婚育成本也阻碍了年轻人组建家庭。买房、买车、彩礼都加大了结婚的成本，还有婚后生育、养育孩子的一系列成本，都使很多人不想结婚。即使想结婚，也需要在经济上有一定积累之后，才有能力进入婚姻。所以，相对来说，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偏低，而西部欠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偏高。

但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农村，也有自己的问题，那就是性别失调。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00后男女性别比达119，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万；90后男女性别比达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

按照中国的婚姻模式，男方要在经济、社会地位上比女方略高。这对农村女性而言，进入发达地区、大城市，找一个经济条件比自己好的男性，这不是什么问题。但对农村男性而言，进入城市之后，很难找到配偶，而本身与自己条件相对匹配的女性，又与城市男性结婚了。这就造成农村产生剩男，而城市多是剩女。

还有一个原因是，网络消解了孤独感。虚拟恋人、树洞倾诉、社交软件、游戏、短视频，回到家中，人们还有如此多的事情可以做，还可以持续地与人在线交流。虚拟空间的交流，替代了现实的交流，人就不会觉得孤单。

在现实中的婚姻往往是“捡起最大一块石头”，但世事难料，人总会觉得似乎有更好的在后面。社会抬高了人的欲望，并鼓励人们去追求更高更好的目标。这是一个金钱的世界，一些人被炫富视频调高了胃口，而另一群人则被美颜抬高了期望。于是，期望中的那最大的一块石头变得更大，也更难以寻获。

随着单身人口日益庞大，这个群体产生出新的消费观和消费业态——单身经济。

单身青年更倾向花钱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他们注重感情寄托，在就餐、娱乐的支出意愿高于非单身群体，比如，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场一个人看的电影，一顿自己吃的丰盛大餐。根据尼尔森发布的数据显示，42%的单身消费者为“悦己”而消费，而非单身消费者这一占比只有27%。

有需求市场就会满足，产生出新的产品与服务形态。在餐饮业，半份菜品、单人食盒、自热小火锅、一斤装的大米、200毫升的红酒、迷你小火锅等针对单身消费的产品正在涌现。

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184家企业的名称、经营范围、产品服务或商标中包含“一人食”。2020年，全国范围内“一人食”相关企业新增注册79家，年增速达82.29%。

人总是需要陪伴的，宠物成了一个比婚姻更低成本的选择。根据《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报告，2019年我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2024亿元，较去年增长18.5%，北京、上海、西安、成都消费规模达486亿元。这当中，单身青年宠物消费占比高于非单身消费者，未婚人群占比达57%。

不过，一人经济之下，并不全是繁荣与喜剧。单身有很多实际的困难，今年3月初，北漂女孩被困浴室三十小时才引来邻居的关注。当然，这些问题不难解决，真正的问题来自社会层面。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显示，从2035年到2050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阶段，根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3.8亿，占总人口比例近30%；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接近5亿，占总人口比例超三分之一。

这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恶性循环：

不婚率上升、延迟结婚生育率下降少子化老龄化抚养比增大、拖累经济下一代年轻人工作生活压力加大不婚率上升。

这个循环不断进行下去，直到爆发社会危机。

“2050年”“老龄化”，这些事似乎非常遥远，但其实那时的老人，就是现在的90后。所以，这一代年轻人的潇洒会在几十年后，不但会让自己老年生活陷入困境，也会导致社会问题，还使下一代人背负沉重的负担。

这当然不是指责。个体层面的任何选择都是个人自由，应该得到尊重，但这并不等于在社会层面是合理的。同样的，短期理性都是合理的，但这并不等于在长期理性上是合理的。

社会观念的改变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社会意识需要唤醒，才能把长期理性与短期理性连接起来，把个体选择与社会选择协调好。虽然，这就如同给一个高中女孩讲，她喜欢的男生，虽然很帅、打篮球很好，但没有上进心、成绩不好、性格暴躁，能起到的作用不大。但该说的话应该说，也未必一定无用。

更重要的是，公共政策的作用，本来就是连接长期理性与短期理性，协调集体选择与个人选择的。

对中国而言，首先要做的是，从居住、就业、教育上缓解年轻人生活压力。相比其他的零碎政策，最根本的政策，是住房政策。这是中国独特的、关键性的生育抑制因素，而这个因素长久以来被忽略了。

在大城市的年轻人，想要结婚，按照中国的现实，他们需要买房。这不仅是观念问题，而是实际问题，因为房屋牵涉到很多市民权利，比如孩子的入学。但大城市房价高昂。这就会阻碍结婚欲望，延迟结婚年龄。

对在大城市打拼的很多年轻人来说，结婚就需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城市，这就意味着与现在的生活告别，也意味着不是同一个省市的恋人，有一方要去熟悉一个完全不同的城市。在这个选择面前，很多人会把婚姻拖延下来。

即便他们结婚了，他们面临的对婚育的抑制、惩罚还没有结束。

一对年轻夫妻，生育二胎，长辈会来帮忙带孩子，这意味着需要更大的空间，他们就会寻求改善居住条件。但是，此时他们会发现，因为生育了第二个孩子而产生的改善性需求，会遭遇双重惩罚。

一般来说，这时的他们往往已经有了第一套房子，凡是贷款买过一套房，哪怕先卖掉，再购入第二套房，也会被视为第二套。于是，本是一个基本生活所需的改善型需求，就会被视为炒房，首付比例会从30%提到70%，同时，税费、利率也更高。

如果贷款300万，30年还清的话，利率提高10%，相当于每个月要多支出1000元。如果每个月1000多元，还能接受的话，那么，更高的门槛，则来源于首付。被认定二套之后，首付会从30%提升到70%，如果是一套500万的房子，这相当于要多付出200万的现金，这对于大多数家庭，是一个短期内无法翻越的门槛。而且，在一些城市，面积越大，税费越高，而二胎家庭往往6个人三代同堂，需要面积更大。

所以，在住房政策上，实际上仍然在惩罚生育欲望，既然如此，生育意愿自然不高。

房住不炒的政策当然要坚持，但这个词，顾名思义，第一是“住”，“住”是前提，是房屋本来的用途。“不炒”是为了抑制房价，让房屋回归“住”的本质，而这个住，当然包括生育二孩所产生的基本居住需求。

土地是财富的源泉，是经济的基础，是繁衍生息的必须，不管是结婚、生育，都离不开土地，离不开房子，解决“一人经济”背后的长期危机，也需要由此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