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研究在西方的反响

摘要：19世纪中叶，随着中国被迫纳入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系之中，中国经济思想亦开启了“西学东渐”的进程。伴随着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中国经济思想也开始影响西方，对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由此，近代中国在经济学“西学东渐”过程中，呈现出中西互鉴的局面。基于英文文献，在全球视野下考察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可以扩展研究内涵，展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对世界经济思想优秀成果的吸纳和对世界经济思想发展的贡献，凸显对人类文明互鉴的关注与思考。

　　关键词：经济思想 全球视野 近代中国

　　作者简介：邹进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武汉430073）。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研究起步于民国时期，90多年来，相关论著蔚为大观。但是，多数论著立足国内，很少把它放在全球视野上来探讨。19世纪中叶，随着中国被迫纳入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经济思想开始受到西方经济思想影响，开启经济学“西学东渐”进程。随着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中国经济思想亦对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经济学“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呈现中西经济思想的文明互鉴局面。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是世界经济思想的一部分，我们必须从全球视野出发，才能明确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历史方位和丰富内涵，才能充分展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对世界经济思想文明成果的吸纳和对世界经济思想发展的贡献，凸显对人类文明互鉴的关注与思考。

　　从全球的视野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有很多角度，本研究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他者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即西方学者有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评述；二是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对西方作出贡献的角度，即其对西方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三是从西方国家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演变的影响角度，即其演变中的国际影响因素。

　　一、西方学者有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评论

　　中国学者对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评论已经硕果累累，但从西方学者的角度来评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成果却付阙如。西方的汉学家更多的是从中国文明的视角展开，而西方的经济学家则更多的是从经济理论的视角切入。

　　（一）西方汉学家的视野

　　西方汉学是西方学术体系的一个分支，它以西方人的视野、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历史、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其中特别关注中国历史和文献典籍的研究。从总体上看，对中国近代经济文献，西方汉学家特别关注的领域集中在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中国近代主修经济学专业的留学生，具有比较深厚的国学基础，在欧美大学又系统学习了西方经济理论，二者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学术结构优势，因此博士论文中研究中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的为数不少。这些论文用英文、法文、德文等写成，更容易引起西方汉学家的关注。

　　由于学术旨趣相同，西方汉学家非常关注中国留学生这一群体，支持并鼓励他们运用西方经济理论框架和方法进行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在积极探讨学术问题的基础上，西方汉学家还亲自指导中国留学生写作博士论文。这些留学生的博士论文出版以后，汉学家通过发表评论文章，向西方介绍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的学术成就。

　　最早引起西方汉学家关注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文献，是德国莱比锡大学博士周毅卿完成的博士论文。周毅卿1906年留学德国，1909年在德国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卡尔·比谢尔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中国宁波的商业形态》（Die gewerblichenbetriebsformen der Stadt Ningpo in China），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该论文是中国学者所著的第一部基于新历史学派视野研究中国城市经济的经济学著作。博士论文出版当年，德国的《综合政治经济学杂志》第30期专门出版增刊，全文刊载该博士论文。同年，德国图宾根的劳普出版社（H.Laupp）出版了该书的德文版。周毅卿的博士论文引起了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1864-1920）的关注，韦伯在其1916年出版的《儒教与道教》所列文献中就有此作。韦伯在导论中特别指出：“在K.彼谢尔的学生中，一位叫做牛庆祖的博士提供了《宁波市的实业企业形式》。迄今为止，这是对一个近代中国城市经济进行论述的最佳著作，它刊登于1909年蒂宾根的《综合政治经济学杂志》第30期的增刊上面。”这里提到的“牛庆祖”，就是周毅卿。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有关中国的城市与行会部分，韦伯反复以宁波为个案加以论述。1983年，美国纽约出版商将周毅卿的博士论文列入《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丛书，伊利诺伊大学汉学家彼特·施兰将该书译成英文出版（Forms of Business in the City of Ningpo in China，1909）。日本汉学家、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家斯波义信（Yoshinobu Shiba）在其1988年出版的《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一书中，将周毅卿的博士论文列为重要参考文献。该书分前、后两篇，后篇《宁绍亚地域的经济景况》的第二部分为《宁波的状况》，其中有关宋以后宁波的论述，十多次征引周毅卿的博士论文。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陈焕章1911年完成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在该论文写作过程中，陈焕章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位“丁龙讲座教授”、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的精心指导。1911年，在《留美学生年报》第1期上发表了陈焕章介绍哥伦比亚大学的一篇文章，题为《说哥伦比亚大学堂》。此文中介绍道：“教员夏德博士，德国人也，旅居中国数十年，曾任税务司，熟谙中国学问，诚意恳挚，循循善诱。”陈焕章的博士论文出版时，夏德专门为其作序，认为陈焕章的优势在于既精通孔门之道，又明了西方科学的方法。陈焕章的博士论文出版以后，很快引起西方汉学家的关注，英国汉学家布勒克1912年在《英国历史评论》（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美国汉学家罗斯1912年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英国汉学家波乃耶1913年在《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发表了《孔门理财学》的评论文章。布勒克指出：“本书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其历史部分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及不同时期政府在经济方面采取的措施的叙述。”布勒克认为，该书的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对中国古代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关联的深入分析，“读此书时，我们经常面临一个困难，即近两千年来，中国人大多信奉儒家学说……但是他们的政策措施经常与孔子所言不符，而本书作者并未引导我们辨别这些措施是对孔子教义的发展还是违背”。罗斯非常推崇《孔门理财学》，他认为该书是“西方学术训练与儒家学术的完美结合，这使得这本著作在经济文献中，将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并且将打开西方人的眼界，使其注意到中国思想，以及中国人丰富经验的价值所在”。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汉学家温斯顿，长期关注中国留学生的学术成果，仅评论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的文章就有十余篇。1915年，温斯顿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两篇重要的评论文章，均是针对1914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一位是陈兆焜，论文题为《清代的税收制度（1644-1911）》，另外一位是魏文彬，论文题为《中国的货币问题》。对于前者，温斯顿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陈先生写了一篇有关旧政权的极好的税收概述性著作”。特别是对书中有关盐税方面的描述，更是加以充分肯定：“该书一项重大成就是对中国混乱、无规则的‘盐税’制度作了分析，使其主要轮廓清晰。”但温斯顿也指出了该书的不足，认为“该书过于概括，不完整。未能描述关税及其他众多税收——如茶税、各种矿税、当铺税、土地买卖税等。这些税种虽然是次要的，但至少应该提及”。对于后者，温斯顿指出此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只是简述了中国货币制度和货币改革的历史，评论过少，而且大部分是不发达经济体共同存在的货币问题。同时，温斯顿也敏锐地指出魏文彬在共性问题中发现了中国的特异性问题，认为这是魏文彬的重大贡献。他也强调近代中国币制改革的特异性在于深受外国的影响，不得不与其他国家协调，因此受到极大的局限。

　　1916年，哥伦比亚大学朱进的博士论文《中国关税问题》出版以后，温斯顿也立即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评论文章，高度评价该书对于中国解决关税问题的现实意义。他认为中国财政制度也存在特异性，同货币制度改革一样深受外国的影响，即关税主权基本上掌控在外国人手中，利益纷争在所难免。温斯顿认同朱进论文中关于中国关税的历史及现状的观点，特别支持朱进有关中国贸易自由的讨论。同时，温斯顿也指出了论文中的一些规范性问题，认为应该补充完整的索引和参考书目。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汉学家威罗贝亦非常关注中国经济学博士论文。1920年，他在《美国国际法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上发表了哥伦比亚大学施宗树的博士论文《中国对外贸易》的评论文章。威罗贝对于该论文选题饱有兴趣，他还对比评论了美国汉学家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所著的3卷本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威罗贝认为施宗树的论文更具优势：首先，施宗树论文涉及的期限更长一些，补充了1911年以后的相关内容；其次，施宗树论文还提供了关于中国商业贸易的一些具体数据和描述性信息。同年威罗贝又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发表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黄凤华191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公债》的评论文章，指出：“黄博士将债务分为内债、赔款和战争、铁路、全国和省（国内外）等类别，分门别类按章叙述。该书主要是各种借款条款的汇编和总结。在最后一章，黄博士得出了一些结论并提出了一些建议。”“黄博士建议中国政府抓住一切机会，规制公债，简化和调整其条件，并采取措施，从税收和其他普通收入中获得财政来源。”

　　1936年，哥伦比亚大学冀朝鼎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亦受到西方汉学家的关注。该文“基本经济区”的研究理路在学术渊源上明显受到德裔美国汉学家魏特夫的治水社会及其核心区理路的影响。冀朝鼎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专门感谢魏特夫对他所做的指导。论文出版的当年9月，魏特夫就在《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上发表了针对冀朝鼎博士论文的评论文章，认为此书对于认识中国非常重要，研究远东的学者必须重视此书。此外，1937年荷兰汉学家、莱顿大学教授戴闻达亦在《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上发表针对冀朝鼎博士论文的评论文章。

　　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海曼·库柏林1950年在《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上发表的针对哈佛大学博士张培刚194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的评论文章，肯定了农业国工业化这一选题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对于书中论述的用何种方式实现工业化非常感兴趣。

　　汉学家通过发表评论文章，向西方介绍中国学者所做的外文经济学文献，扩大了中国经济学者在西方的影响。中国近代外文经济文献选题广泛、研究深入，它们反过来也拓展了西方汉学界的研究视野，对丰富西方汉学具有重要价值。

　　（二）西方经济学家的视野

　　相较于西方汉学家，西方经济学家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学论著的评论文章内容更丰富。最早关注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的经济学家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1912年，英国的《经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 刊发了凯恩斯的一篇评论文章，这篇文章的评论对象是中国留学生陈焕章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凯恩斯认为“在陈焕章博士这本博学而令人愉悦的书中，有大量的内容人们将会引述，比如孔子的优生原则，关于劳工流动的规定，或是写得极好的中国税制史”。

　　1929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莫里斯·多布对哥伦比亚大学段茂澜1927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作为经济学家的西斯·蒙第》进行评论，该文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多布指出：“段博士对西斯·蒙第作了细致的学术研究”，“对西斯·蒙第学术思想的每一部分依次作了考察。”但多布对段茂澜的论文的不足也作了评价，认为段茂澜的研究“给我们提供的总体图景不能令人满意，他在有关西斯·蒙第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对于经济科学的发展的意义及其与其他思想的关系的阐述方面少有成就。”同时，多布对段茂澜认为马克思借鉴西斯·蒙第的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马克思的一些观点比西斯·蒙第的理论更加丰富，比如危机理论和人口理论等，而段茂澜对西斯·蒙第和马克思的对比研究并没有抓住二人最根本、最显著的差异。

　　耶鲁大学方显廷的博士论文193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英文版，书名为《英国工厂制度的胜利》（The Triumph of the Factory System in England）。1931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研究英国经济史的专家A.雷得复（Arthur Redford，1896-1961）在《经济史评论》（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上发表针对方显廷博士论文的评论文章指出：方博士的博士论文“是克莱夫·德埃（Clive Day）有关英国19世纪40—60年代产业分布问题研究的有价值的姊妹篇。这两部作品都是基于1841年英国的人口普查资料（第一次普查了工业职业的分布）撰写而成的”。雷得复高度评价方显廷博士论文对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现实意义：“在西方影响下，中国正在快速工业化，大规模的工厂制生产被引入中国城镇，其经济与社会影响使人回想起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因此中国迫切需要科学研究中国的工业化问题，需要研究其他国家历史阶段相同时期的工业化问题。”经济史学家理查德·H.托尼1929年冬曾经访问过南开大学，回国以后特别关注方显廷有关华北工业化方面的研究，1936年他在《经济史评论》发表了针对方显廷1935年出版的英文版著作《华北乡村织布工业和商人雇主制度》（Rural Weaving and the Merchant Employers in a North China District）的评论文章，认为该书“一部分是历史的，一部分是现实的”。“方教授特别有资格用知识和鉴别能力来处理这两方面的问题，他的《英国工厂制度的胜利》一书表明他了解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的情况，这个国家只有少数人了解。他早期对华北地区经济生活的研究，使他在中国掌握了比一般经济研究更高深的研究技术。他既运用了自己的历史知识，又运用了自己的调查技巧，取得了令他和南开经济学院都感到庆幸的成果”。

　　1946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刘大中出版了其任职布鲁金斯学会期间撰写的英文学术著作《中国的国民收入（1931-1936）：一个探索性研究》(China’s National Income, 1931-36: An Exploratory Study)。该书由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出版，导论由该学会会长哈罗德·G.默尔顿亲自撰写，高度评价这本书是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的开创性著作。“美国GNP之父”库兹涅茨参与了此书的修改，提供了大量的修改意见。

　　蒋硕杰的博士论文《实际工资及利润率的变动与贸易周期的关系》，1947年由英国伦敦皮特曼出版公司出版。论文出版后在国际上引起了较大反响，牛津大学的维尔胜1948年9月在英国《经济学杂志》第58卷第231期、多罗西·哈恩1949年5月在《经济学刊》（Economica）第16卷第62期发表了针对蒋硕杰博士论文的评论文章。维尔胜指出：“蒋硕杰博士的著作所选择的是贸易周期研究领域，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得不承认该领域存在不确定性与混乱。在过去，该领域许多理论被提出，一些观点时有表达，但关键的观点与假设常常是不完整的，事实经常不得而知。虽然不能说蒋硕杰博士清理了上述学术领域，但他至少带来了一线曙光。正因此，他的著作值得被仔细研究。”维尔胜认为，“虽然蒋硕杰博士将自己局限于李嘉图影响的狭窄领域令人遗憾，但从整体上看，他已经部分解决了学术难题，值得祝贺”。多罗西·哈恩认为，“蒋博士的著作，是对贸易周期中实际工资的理论分析和统计检验。鉴于传统分析认为实际工资落后于价格，而凯恩斯勋爵、卡莱基博士和邓洛普则认为实际工资随物价上涨而增加，这两种分析之间存在冲突，该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该书对李嘉图效用作了全面阐述与评论”，“它在此领域作了重要贡献”。

　　哈佛大学张培刚194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荣获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David A. Wells Prize），引起西方经济学家关注，书评纷沓而至。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书评作者是范德比尔特大学教授威廉·H.尼科尔斯，该书评于1949年11月刊发在《农业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上。尼科尔斯认为该书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该书对现有文献做了很好的总结，推动了这一领域研究进一步发展；第二，该书对中国工业化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尼科尔斯认为该论文也存在不足，主要是缺少独创性，而且大量引用第二手资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洛克伍德于1950年在《远东季刊》（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上发表的书评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洛克伍德高度肯定该书的学术价值，认为西方国家有关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研究成果较少，也不深入，而该书在运用西方经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对该领域做了范围极广的研究”。由于洛克伍德主要的研究领域集中在日本及远东经济发展，因此他也指出了该书大量引用西方案例，而很少引用亚洲案例的不足，认为该书大量工业化数据来自美国和欧洲，对于日本和东南亚地区的工业化数据很少关注。他认为欧美工业化的经验不一定适合于亚洲发展中国家，所以在对案例和数据的使用上应该更为谨慎。

　　剑桥大学张自存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在欧美重要的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有关国际收支方面的学术论文。在此基础上，他于1947年完成博士论文《国际收支平衡的周期运动》，该论文1951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张自存的博士论文引起当时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近代中国经济学著作中，该书获得西方经济学家最多的评述。据统计，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马克尔1951年在《经济学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阿恩特1951年在《澳大利亚季刊》（The Australian Quarterly）、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员C. F.卡特1951年在《皇家统计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罗斯托1952年在《经济史杂志》（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美国布朗大学海曼·P.明斯基1952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美国华盛顿大学斯洛斯（Henry H. Schloss）1952年在《南方经济学杂志》（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美国布兰迪斯大学斯文·劳尔森（Svend Laursen）1952年在《美国经济评论》、美国纽约国家经济研究局阿瑟·F.伯恩斯1953年在《美国政治与社会学学会年刊》(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a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加尔布雷斯（J. A. Galbraith）1953年在《加拿大经济学与政治学杂志》（The Canadian Journal of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罗格纳·纳克斯1953年在《政治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都发表了针对张自存博士论文的评论文章。

　　阿恩特发表的评论文章指出，张自存的博士论文“是经验性考察这一问题的第一次尝试，所以非常有趣。作者是一个年轻的中国经济学家，从事着大量的统计工作”，他“以在各类经济期刊发表论文的方式，在经济学界引起轰动。他将这些论文整合起来进行补充而完成本书，是非常有用的”。阿瑟·F.伯恩斯认为,“张博士简洁描述得出的结论，一定能够激发我们的思考”。“虽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在张博士的分析中找到答案，但是我肯定地认为所有关注这些问题的学者，都应该仔细分析并学习他大胆的前沿性的研究”。亦有西方学者指出了张自存博士论文的不足，如斯文·劳尔森认为，“张博士在没有对统计上及经济上的问题进行讨论的前提下，进行量化估计，结果他让读者对他的估计方法是否合适产生了疑问。”

　　西方汉学家和经济学家有关近代中国学者经济学文献的评论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从中可以管窥中国近代经济学者对于全球经济思想体系构建的作用和影响，同时也扩大了中国经济思想全球传播的广度与深度。

　　二、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对西方经济理论、经济政策的影响

　　近代经济学“西学东渐”是中西经济思想交流的主流，但这种交流并不是单向的。中国近代经济学人在经济学“西学东渐”过程中，除了学习、传播和运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外，还积极吸纳西方经济思想，进行全新的学术构建，取得跻身世界经济学学术之林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对世界经济思想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对西方经济政策的运用也产生过重要影响。

　　这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挖掘与开拓，这里仅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陈焕章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对美国现代农业政策所产生的影响

　　在古代中西经济思想交流史上，中国一直处于“出超”的地位，特别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法国重农学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其最主要的思想渊源。19世纪以后，西洋文明加速崛兴，美国更是后来居上。但中国经济思想对美国亦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中的有力证据之一就是以《孔门理财学》为媒介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美国现代农业政策产生的影响。对此，钱存训提供了一段有趣的史实，即美国农业部采纳了中国古代的“常平仓”思想，并据此制定美国的农业政策。钱存训认为美国是经由陈焕章的英文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最早接触“常平仓”思想的。1918年，华勒斯（Henry Wallace）因为主编一份周报而四处收集素材，恰巧读到这篇博士论文，十分赞赏“常平仓”这一中国古代制度。1933年，华勒斯出任美国农业部长，他运用 “常平仓”思想来调节美国农产品市场，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同年罗斯福新政中的《农业调节法案》也借鉴了这一思想，在当时推动了美国农业的发展。

　　（二）杨汝梅博士论文《无形资产论》对西方会计理论的影响

　　杨汝梅被称为“中国会计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1926年他完成博士论文《商誉及其他无形资产》，由此获得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该论文英文版于1927年在纽约出版，中译本于1936年出版，改名为《无形资产论》。

　　无形资产理论的研究起源于19世纪末，但是由于学术界一直将无形资产与其他资产混杂在一起，所以研究无法突破，进展缓慢。《无形资产论》重新界定了无形资产的性质，并提出了相应的会计处理原则和方法，大大推进了该领域的研究。同时，该书还评析了当时国际上关于无形资产的各种学术见解，其“立论之精审，无与伦比”，许多观点“成为现代会计学中的定论”。

　　《无形资产论》一书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1933年，美国《会计师手册》（Accountants’Handbook）出版第二版时，其中“无形资产”部分全面接受了《无形资产论》中的研究成果。该手册的主编为美国著名会计学家派登（W. A. Paton）。1940年，派登和A.C.利特尔顿（Ananias Charles Littleton）合著的《公司会计准则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Corporate Accounting Standards）一书中有关“收益”部分的“无形资产成本”内容，在对商誉确认成本、资本化和摊销方法等方面，着重吸收了杨汝梅《无形资产论》中的观点。1947年，美国《会计师手册》出版第三版时，相关部分仍然引用《无形资产论》中的研究成果。1968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行的《会计研究论文集》第十辑中收录的由乔治·R.卡特利特（GeorgeR.Catlett）和诺曼·O.奥尔森（Norman O. Oisen）所撰写的《商誉会计》一文，对商誉会计问题的许多重要观点源于杨汝梅的博士论文。

　　杨汝梅的博士论文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持续、深远的学术影响力，其有关无形资产的理论备受西方学术界推崇。乔治·T.沃克（George T.Walker）1938年发表在《会计评论》第13卷第2期上的《财务报表商誉》（Goodwillon Financial Statements）一文在开篇中，就指出关于商誉研究已有三部重要著作。他将杨汝梅的博士论文列为这三部著作的首部。约翰·K.考蒂斯（John K.Courtis）1983年在《会计史杂志》（The Accounting Historians Journal）上发表的《商业商誉：从会计、法律和词源学角度进行概念澄清》一文的第一部分《会计思想的演进》介绍了西方无形资产理论的变迁，高度评价杨汝梅的学术创见，认为“杨汝梅首次将单纯的消费者商誉扩展到讨论工业和金融商誉产生的基础因素及其影响。”

　　（三）林霖和蒋硕杰对西方货币理论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在大危机的影响下，宏观经济学体系开始建立。在此背景下，国际货币理论更加重视对于货币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国货币学者不仅敏锐地注意到了国际货币理论的新变化，而且对这一新体系作了开创性研究，为世界货币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这方面的代表性学者是林霖和蒋硕杰。

　　林霖求学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1931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34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联邦储备货币》，他毕业后曾于1935年至1937年担任布鲁金斯研究院研究员。1937年3月，《美国经济评论》同一期上刊发了林霖的两篇论文，一篇题为《定期存款是货币吗？》（Are Time Deposits Money），另一篇题为《格雷厄姆教授关于储备货币及百分百货币的提议》（Professor Graham on Reserve Money and the One Hundred Percent Proposal）。这是华人经济学家第一次在该刊发表经济学学术论文。在第一篇，林霖正面论证了定期存款是货币这一问题；在第二篇，林霖介绍了格雷厄姆反对定期存款是货币的观点。这两篇论文相映成趣，刊发在同一刊物同一期，足以反映当时美国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研究的敏感性和迫切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金本位制度的崩溃，信用货币逐渐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在此背景下，管理通货理论应运而生。管理通货理论是通过国家对货币数量的调节，以实现国家干预经济的货币理论，是货币理论的革命性变化。在管理通货理论与政策实践中，由于信用货币的内涵和外延与金属货币相比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首先必须厘清货币的概念，货币当局才能计量货币供应量。定期存款是否属于货币供给，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术界是一个存在较大分歧的学术问题，美国的主流货币学家认为只有现金和活期存款才是货币。美国当时的货币当局正是依据这一货币原则，确定货币供应量，实施货币政策。

　　《定期存款是货币吗？》一文，针对定期存款是否是货币这一当时世界货币理论的重要问题展开论述，分别从定期存款属于支票、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本质相同、定期存款准备金应与活期存款准备金的要求一致等方面论述了定期存款是货币。他的这一研究结论，推翻了当时西方主流的货币理论观点，对于世界管理通货理论的发展及其在货币政策的运用方面都有重要价值。

　　留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蒋硕杰于1945年获得博士学位，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教授，博士论文获“哈奇森银质奖章”。1943年11月，蒋硕杰还没有获得博士学位前，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出版的学术期刊《经济学刊》上发表了《论投机与收入的稳定性》一文，从理论上对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提出挑战。1956年9月，蒋硕杰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又发表《流动偏好理论与可贷资金理论：乘数分析与速度分析的一个综合》一文，再次挑战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蒋硕杰在货币理论领域不断探索，所论述的“可贷资金理论”奠定了他在经济学界的权威地位，他也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式提名的华人经济学家。

　　（四）中国学者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

　　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发展经济学奠基于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殖民地国家或者落后的农业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是不受关注的。因此，此间经济发展思想主要面向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运行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也仅有极少量的论著研究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

　　早在1937年，德国经济学博士、时任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的朱偰就在德国《世界经济文汇》（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第45卷上发表《中国工业化的资本需求》一文，分别从潜在的内部资本形成、通过信用创造的内部资本形成和新的投资问题等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工业化的资本形成问题。朱偰的这篇论文是目前所知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系统讨论中国工业化的最早学术成果。

　　20世纪40年代中期，随着抗战的胜利，如何重建中国经济、如何实现工业化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高度注意，也成为海外经济学留学生博士论文关注的热点。

　　张培刚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第一次系统探讨了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影响深远。除张培刚之外，当时中国还有多位海外的经济学博士怀揣报效祖国的决心，致力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问题的研究。1945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王念祖的博士论文也围绕这一讨论焦点选题，题为《工业化、货币扩张和通货膨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研究》。论文内容包括工业化的时代背景，工业化的概念，工业化的水平、阶段和速度，工业化中资本、货币和储蓄的作用，强制性储蓄工具等。与张培刚、王念祖同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丁忱亦致力于工业化问题研究，他在著名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Alvin H.Hansen，1887-1975）和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1883-1950）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工业化、资本积累和国内投资》。该论文内容包括资本形成过程、工业化与充分就业、工业化与人口增长、银行信贷的扩张、作为增加储蓄的税收及进出口对工业化的影响等方面。1948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的辛膺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亦致力于落后国家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完成了博士论文《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理论》，其内容包括五个方面：流量经济的扩张、劳动力的转移、资本结构的深化、投资类型和政府的经济政策。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吴元黎也致力于后进国家的工业化问题的研究。1946年，吴元黎获得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资本形成与经济秩序：一个关于贫困国家案例的研究》。此前，他于1945年在《经济学刊》上发表《落后国家和中央计划国家的战后工业化》一文。1946年，他又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国际资本投资与贫困国家的发展》一文。吴元黎的博士论文和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的两篇论文，都是围绕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经济学受到发展中国家的高度关注，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显学”之一。在发展经济学的早期发展中，中国经济学者作出了奠基性的学术贡献，成为该研究领域的先行者和领军者，在世界经济思想发展历程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演变中的国际影响因素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其经济思想的演变也处处留有国际影响的鲜明印迹。国际因素对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演变的影响，大体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观照：一是西方人主动作为，影响中国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的制定；二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家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经济理论的影响。

　　（一）西方人对于中国近代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影响

　　早期“西学东渐”的主角是传教士。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西方新教传教士就抱着宗教与世俗的双重目的，通过开办报纸杂志和翻译西方经济学著作向中国介绍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试图以此改良传教环境和改善西方在华贸易环境。传教士传播通商有益、贸易自由的思想，既秉承了当时西方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思潮，同时又反映了西方国家引导中国开放市场的利益导向。

　　1833年8月1日，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广州创办的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and Western Ocean’s Monthly Investigation），主要宣扬西方在经济方面的自由贸易理论，意在否定当时清政府推行的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政策。1837年12月，该报刊发表的《通商》一文，是西方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阐释自由贸易理论的文章。该文指出：“通商之理，乃自然而然者也，禁止通商，如海底捞月矣……诚以国无通商，民人穷乏，交易隆盛，邦家兴旺”。“贸易不止有以润百姓，而且可以补国用也。”

　　郭实腊所著、1840年由新加坡坚夏书院出版的《贸易通志》一书主要资料取材于英国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的著作。该书继承由亚当·斯密开创的自由主义思想，认为“天下各国互相市易，惟英国为第一矣。”关于英国兴盛的原因，作者认为根源在于实行经济自由主义：“若问英国为何大兴，因何超群独立？答曰：国家大开财源之路，各人任意莫碍。倘国政错了，则居民明然布扬，教之改非。各人自主务事无妨，征收赋税虽重，然民勤劳，大发财，其业稳当，无人能夺之，各安其分，而乐其利。”

　　从对于西方经济理论传播的角度来看，鸦片战争前传教士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他们展现的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场景却对有意向外探索的中国人打开了一扇窗。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进的中国人如林则徐、魏源等甚至主动收集这些报纸杂志的文章和传教士的著作，以了解西方世界的状况。魏源编的《海国图志》更是广泛征引相关文献资料。

　　鸦片战争以后除传教士继续引介西方经济思想外，依托不平等条约的西方政要与知识精英也通过各种方式干预、影响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外籍人士对于中国近代币制改革的参与。清末、民国初年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三次邀请了外国币制专家参与中国币制改革的设计：第一次是清朝末年，邀请美国著名的货币问题研究专家、时任纽约大学教授的精琪（J. W. Jenks）赴中国调查币制问题，协助中国提出币制改革方案；第二次是民国初年，聘请了荷兰籍货币专家、曾任爪哇银行总裁的卫斯林（G.Vissering）担任中国币制改革委员会顾问，卫斯林参与了民国初年中国币制改革的讨论；第三次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邀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德温·甘末尔（E.W.Kemmerer）调查中国财政金融状况，研究币制改革方案。

　　这些外籍专家虽然是中国主动邀请的币制改革顾问，但他们或多或少都带有西方的价值观，代表西方的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比如，精琪方案提出，中国新的币制“实施以能得赔款国之多数满意为归”，“应派一洋员为司泉官，总理圜法事务”。而卫斯林建议，中国实行金汇兑本位制，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设立汇兑机构，由一两位荷兰人任经理，若干中国人任襄理。甘末尔提出的币制改革建议，也要求中国在纽约与伦敦设立金本位信用基金。

　　（二）中国知识精英留学国别对于西方经济理论选择的影响

　　近代经济学的“西学东渐”，既包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东渐”，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东渐”。在二者“东渐”的过程中，中国近代经济学者明显受到所在留学国当时主流经济思想的强烈影响。

　　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最初传播，主要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传播。1873年左右，在京师同文馆开设的经济学课程名为“富国策”，该课程从框架体系、制度原则、概念术语乃至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将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移植到了中国。1902年，留学英国的严复翻译了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译名《原富》），更是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集大成之作译介到中国。

　　但是，随着20世纪初留日、留美运动的兴起，译自日文的理论经济学著作增多，中国知识精英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开始由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转向由德国历史学派开创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清末留学生留学日本时期，日本经济思想的主流，推崇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理论，引进德国历史学派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思想。因此，清末留学日本学习经济学专业的中国留学生，自然会受到日本经济思想的影响，他们开始摆脱传教士和留学欧洲留学生主导的以传播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主的经济学话语体系，而转向历史学派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学话语体系。1901年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创办的《译书汇编》节译了李斯特的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这是迄今所知德国历史学派著作在中国的最早中文译本。

　　近代日本对中国经济思想内容转向的这一影响，可以梁启超为例加以印证。梁启超开始接受西方经济学时，主要立足于古典学派的观点,寻求自由贸易的根据。戊戌变法以后他长期流亡日本，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后，梁启超开始关注德国历史学派，他在1902年所著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中列出了一个庞大的经济学说史研究计划，该计划以斯密为中心将西方经济学说史划分为斯密以前和斯密以后两个阶段，其中斯密以后的西方经济学说又分“斯密派”“非斯密派”和“新学派”三大派，而“新学派”主要包括“历史派和国群主义派”。虽然该书并没有真正展开对历史学派的研究，但说明梁启超已经认识到德国历史学派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中的重要地位了。稍后，梁启超在1908年和1909年撰成的《王荆公》和《管子传》两书中运用德国历史学派的观点分析了王安石和管子的“国民经济思想”，“国民经济”是德国历史学派独创的经济概念。在《管子传》中梁启超比较了经济学说史上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认为“放任论盛于十八世纪末与十九世纪初”，“行放任论以致治者，英国与美国也”；“干涉论则近数十年始勃兴焉”，“行干涉论以致治者，德国与日本也”。梁启超认为“今后大势之所趋”，“干涉论必占最后之全胜”。

　　民国初年，中国经济学留学生开始向美国集中，当时美国的经济学家早年大多具有留学德国或学习德国经济学的经历，他们主张推行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将德国经济学家视为导师，将德国经济思想引为同调，反对古典学派李嘉图、马尔萨斯等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也属于典型的追赶型发展，中国近代留学生对在追赶中获得成功的美国经济和美国经济学感兴趣是一种必然，他们对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多少有些隔膜，对政府干预普遍比较重视。总体来讲，中国近代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具有一定的市场，但始终没有取得支配地位。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