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眼里的中国文化，三处动摇基督教根基，可惜鲜为人知

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大约春秋战国时就有了物质文化交流，《荷马史诗》中就有丝绸记载，古希腊人称呼中国为“赛里斯”。汉代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中西方交流更为频繁。从东汉到魏晋时期，不少罗马帝国的商人来到东方淘金，三国孙权曾亲自接见罗马商人秦论。五胡乱华之后数百年，中西方直接交流被切断，主要通过中间商间接交流，期间四大发明也陆续传到欧洲。蒙元时期，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少数欧洲商人来到中国，第一次较为详细地描绘了东方世界。哥伦布地理大发现之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诸多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以“合儒”的形式和中国文人打交道，在向中国传播西方知识之余，也将大量中国文化传播到了西方，“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同时进行，中西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明清时期，欧洲传教士来华的目的之一，是传播基督教，“让中国人沐浴在上帝的光辉下”。但文化影响是相互的，基督教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那么中国文化对欧洲宗教产生了什么影响？学者指出：中国的存在，在三个方面动摇了基督教的根基。

01：旧约圣经无法对应中国纪年

当时，欧洲的宗教纪元，是从圣经旧约算起，起始点在于诺亚方舟，也就是地球上的人类都是诺亚方舟的后代。按照这一理论，中国人自然应该也是在诺亚方舟中幸存下来的后代。

然而，18世纪法国传教士、天文学家宋君荣，通过考证中国文献上详细记载的日食、月食等，结果发现中国纪年是真实的，由此写了一部《中国天文学史》。《中国天文学史》传到欧洲之后，很多学者研究发现，无论是拉丁文还是希腊文《圣经》，都无法与三皇五帝、大禹治水等历史记录对应。

按照欧洲宗教纪元的说法，既然都是诺亚方舟的后代，那么其他国家上古史应该能与旧约圣经对应才符合逻辑，但中国的历史纪元却无法与欧洲宗教纪元对应。按照中国历史排序，先是三皇五帝，然后大禹治水，再次夏商周秦汉等，有一个完整的历史体系，根本就与诺亚方舟无关。显然，中国纪元与欧洲宗教纪元之间，肯定有一个在说谎，肯定有一个是假的。

法国伏尔泰读过这本书之后指出：如果中国纪元是真实的，那么欧洲宗教纪元就是假的；如果欧洲宗教纪元是真的，那么中国纪元就是假的。但问题在于，相比旧约圣经留下的不太可信的宗教纪元，中国历史记载非常丰富，而且留下了详实的天文记载，中国纪元是真是假一目了然。于是，《中国天文学史》就犹如一颗“政治原子弹”，动摇了欧洲宗教存在的基础，伏尔泰更据此反对教会的纪年方式。

当然，十九世纪之后，随着西方称霸世界，“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出现，一些西方学者拉克伯里为了圆谎，提出“中国人种西来说”，即中华文明的始祖黄帝被说成来自古巴比伦，诺亚后代的后代，而中华民族也成了“外来户”。

02：没有基督教中国人活得很好

按照欧洲宗教的说法，只有上帝子民才会生活得很好，而异教徒没有沐浴在上帝荣光之下，则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按照这一逻辑，基督教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人自然不会生活得很好；如果活得很好，那就说明基督教的这一说法不可信。

根据历史记载，大约是在唐朝贞观年间，基督教中的聂斯脱里派（景教），也就是东方亚述教会传入中国，这是基督教在中国的最早记载。所谓景教，起源于今日叙利亚，是从希腊正教（东正教）分裂出来的基督教教派，由叙利亚教士君士坦丁堡牧首聂斯脱里于公元428—431创立，在波斯建立教会。以基督教的视角来看，到了中国唐朝时期，上帝才“关注”到中国，但根据传教士翻译的中国史料表明，在汉代时期中国民众的生活就已经很好。

于是，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不是上帝子民时，为什么中国人也可以活得很好？显然，这就说明并非全世界都是上帝子民，上帝也并非唯一的可以让人类幸福的神。可以说，中国的存在消解了基督教的普世性说法。

下图，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馆藏文物。唐建中二年（781年），该碑在长安大秦寺落成，唐朝后期被埋入地下，明朝天启年间在西安西郊（一说周至县）出土。

03：没有神，中国人也活得很好

按照欧洲宗教的说法，人一旦离开了上帝（或神），都不能活下来，更别说奢谈什么幸福了，但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的经历，却严重动摇了这一说法。

在西方传教士的眼里，中国信奉的是“儒教”，孔子是儒教创始人，自然应该是一位神性的人物。但孔子的经历告诉欧洲学者，他只是一位凡人，说过“子不语怪力乱神”，还曾经“累累如丧家之犬”，过十二国而不得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凡人，并非是一个神性人物。更为重要的是，孔子的思想告诉世俗化社会中的人如何成仁，以及离开了“神”之后，人如何成为正直的君子，也就是仁、义、礼、智、信等，说明人离开神之后仍可以做到自我道德约束，从而达到一个理想的“仁”的境界。与此同时，漫长的中国历史也表明，一直不信神、高度世俗化的中国，离开了神之后，反而有着比当时欧洲更高的道德标准，社会管理方面还比欧洲做得更好。

于是，在当时很多西方学者眼里，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中国历史是一把锋利的长矛，证实没有宗教、没有上帝、没有神，人类也可以活得很好，由此中国文化成为欧洲学者们攻击宗教束缚的武器。在欧洲宗教拥护者眼里，中国文化也就应该被批判。因此，当时的欧洲，有些学者高度推崇中国文化，有些学者极力批判中国文化，背后或多或少与此有关。

如今，谈及古代中西方关系，人们言必称“西学东渐”，似乎在说当时西方是先进的、中国是落后的，只有西方单方面对中国的输出，但且不说明朝时的中国不比西方落后，五千年的积累更是西方无法比拟的，就说文化影响本来就是相互的，实际上与西学东渐同时进行的是东学西渐，中国大量社会管理、科技、农业、思想著作等典籍被翻译或被“窃取”到西方，深刻地改进了西方社会，包括中国文化成为欧洲学者们动摇宗教束缚的武器等，可以说西方的近代崛起中国帮助甚大，遗憾的是这些被长期忽略。

参考资料：《圣经》、《张西平：伏尔泰为何将书房命名为“孔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