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奇霖：理解中国宏观经济系列一
摘要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已取得了惊人的经济成就，但这似乎与西方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有所不符。究其原因，是中国这种自上而下主导的经济发展路径独树一帜。
中国的经济成就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自上而下的体制推动来取得的，若要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性，就得回到制度本身去寻找原因了。
本文将重点从中国独有的制度角度出发，即在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引入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机制，揭示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奥秘。
来源：奇霖宏观
作者|红塔证券李奇霖殷越（李奇霖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红塔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经济增长的现实
因西方世界的封锁，在1978年以前，中国对外经贸往来规模不大，197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变价）和进出口贸易金额仅分别为3593亿元、206亿美元，1978年的前二十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仅为5.8%。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四十余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变价）和进出口贸易金额分别为91万亿元、4.6万亿美元，较1978年分别增长了253倍和224倍。1978-2020这四十余年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提升至了9.3%，复合增长率更是达到了14.1%。
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也由1978年的1.74%增加至2019年末的 16.3%，仅次于美国的24.4%，坐拥世界第二位。按照汇率法计算，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 21.3%。
外汇储备方面，由1978 年的1.67亿美元增加至2020年末的 3.22万亿美元，增长1.93万倍，自2006年来稳居世界第一位。庞大的外汇储备规模，不仅扭转了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缺乏引进国外设备与技术所需外汇资金的紧张局面，也为国家经济稳定、金融安全保驾护航。
基建方面，高铁里程在2020年达到了3.8万公里，高速公路里程接近15万公里，均位居世界首位。移动互联网用户接入流量1656亿GB，位居世界前列。
中观来看，中国现代工业体系已经形成，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攀升。改革开放之初，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然而，到2019年中国已经形成包含41个工业大类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202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达到31.31亿元，1978年至2020年间工业增加值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0.5%, 工业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并持续拔得头筹，我国工业的世界影响力实现历史性突破。
“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成为工业制品主力。2020年中国手机、微型计算机和彩电等产品产量分别为14.7亿部、3.8亿台、1.9亿台，均占全球总产量的70%以上。汽车产量达到2532.5万辆，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
工业增加值中，战略新兴产业在 2016 年至 2019 年年平均增速达到10.4%。伴随着“两高”产品成为中国工业制品主力，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大幅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快速攀升。
创新方面，2020年中国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支出高达2.4万亿，占GDP比重2.4%。而在刚加入世贸组织的2001年，中国的R&D支出仅为1042亿。专利申请受理数2020年高达363.9万件，而2001年仅为20万件。
微观来看，中资企业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已经从1995年的3家，跃升至2020年的133家，首次超越美国。反映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市场化程度与营商环境也大幅改善，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明显提升。
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显著改善。2020年，人均GDP、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达到7.2万元、3.2万元、2.1万元，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分别增加了187、28、20倍，1978-2020年中国人均GDP平均增速达到8.3%。
2019 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2% ，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大幅下降，彩电、冰箱、洗衣机、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在居民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
根据《亚洲减贫报告（2020）》数据显示，按照1.9 美元的绝对贫困衡量标准，2019年中国的绝对贫困发生率已经趋近于，是世界迈向消除绝对贫困时代的突出贡献者。
接下来问题就来了，中国何以取得如此惊人的经济成就呢？
按照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原因分解为资本积累、人口增长以及技术进步。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似乎并没有特别充裕的物质基础和人力资本积累。
而且按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欠发达国家因资本稀缺，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更高。只要欠发达国家能有启动的资本投入，就应该更容易追赶发达国家才对。
但这显然不符合现实，全球国别之间的贫富差距仍在不断拉大，国际援助似乎也没有减弱国别之间的贫富差距。
道格拉斯·诺斯开创性地引入制度对经济增长决定性的贡献，将制度作为了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1]。
一个经济体若要取得较快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的支持，而市场经济要在资源配置中取得决定性的作用需要前提条件：即完善的私有产权保护、契约执行和法治体系，以及充分的市场竞争和要素的自由流动。
也就是说，只有上述制度有了保障，才能让经济获得高增长。也只有把激励搞对，经济有了高增长，才能产生显著的物质、人力资本积累。
因此，政府要做的只是降低交易费用，提供好私产保护，让契约在法治体系下能有效执行，其他的能交给市场搞定的就交给市场搞定。
如果政府开始插手经济，就可能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这里的核心假设是公共部门也是“理性经济人”，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公共部门的代理人，都摆脱不了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
公共部门具备干预经济和资源分配的能力，公共部门的代理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可能会产生“经济租”，进而给市场其他参与者带来不确定性，提升市场中的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提高后，有些让经济人在赚到钱的同时还能增进社会福利的生意可能就做不下去了，所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当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负面效果，也就是所谓的“掠夺之手”。
即使假定政府是公众利益最大化的，但由于信息分散在各个经济行为人脑中的，政府很难真正提取各个经济主体的信息，相比之下，还不如分散化决策，通过市场价格去发挥资源的配置作用，这种决策方式往往会优于政府自上而下的集中决策。
所以，即使假定了政府是公众利益最大化的，也无法证明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更优。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曾出现过滞胀现象。为了走出经济滞胀的困境，英美等西方国家通过大力实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向新自由主义转型，并最终为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
新自由主义的主张主要包括：一是通过出售或变相出售国企资产，以实现国企“私有化”；二是最大限度削弱政府干预，实现经济体制“市场化”；三是开放金融市场，实现“金融自由化”。
然而只要具备中国经济发展的常识，就知道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西方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经济增长范式并非完全一致。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有很强的政府主导、自上而下驱动的特征。
无论对中国经济的学术研究还是做国内市场分析，几乎不可能不去考虑中国政府的行为。
既然中国经济是自上而下驱动的，那么其经济体制必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尽管近年来私营企业占比逐步提升，但国有企业依旧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从数据来看，截止2021年4月，工业企业国有资产的总额是49万亿，而私营企业是36万亿。
国有与私营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环境离绝对公平还有一定的距离，产权保护和法治体系的建设也还有改进的空间。
直到2004年，国家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合法权益保护才被写进宪法，但是在2004年之前，私营经济就已经取得较快发展了。改革开放前，中国几乎不存在私营经济，到了2003年年底，私营工业企业已经有6.2万家，总资产规模约1.3万亿元。
按主流的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一个由政府主导、国有企业为主的经济体，是不可能取得好的经济绩效的，所以诸如统计数据不真实、银行坏账、债务陷阱等质疑中国经济绩效的言论在国际上不绝于耳。
但是中国经济非但没有崩溃，综合国力还与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主流的理论框架并没能解释中国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奇迹。
也有分析说是市场化改革成就了中国经济，但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国家不仅是中国。比如东欧按古典经济理论的范式，快速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但部分东欧国家不仅未取得类似中国经济的成就，反而陷入高通胀、高失业、两极分化、去工业化的窘境。
以俄罗斯为例，1990年之前，俄罗斯的GDP是高于中国的，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而俄罗斯的经济增长陷入低迷，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经济规模的差距从20世纪90年代起逐步拉开。
还有分析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就要归功于全球化。改革开放使中国融入了全球贸易体系，可以利用人口红利，打开出口市场，引入外资实现技术升级。
但开放型经济体也不止是中国，东南亚、拉美等经济体开放得比中国还要早，而且他们的政治制度更接近于西方，为什么没有取得更好的经济绩效呢？
全球化是通过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每个国家专业分工，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来最大化全球经济规模产出的。
但问题在于，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先天的技术壁垒、规模优势和核心零部件供应，轻松地完成对新兴经济体产业链的“低端锁定”。
全球化均衡的结果是发达国家通过创新和研发获取绝对大多数利润，而新兴市场产业链只能被锁定在依靠压榨廉价劳动力的低利润率环节。
因此，对多数新兴经济体来讲，全球化带来的“低端锁定”效应可能会远远大于全球化产生的竞争激励、技术外溢等正向效应。
所以，从理论上来讲，全球化也不能完全与中国经济上的成就划等号关系。
我们并不否认市场化和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市场化和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无疑是极端重要的。但要解释好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故事，仅仅依靠这两点还不够。
当然，我们也并不是用中国的成就否认道格拉斯·诺斯眼中的导致经济增长的“好制度”（完善的私有产权保护、法治和有效的资本市场），恰恰相反，这些好制度正是后续中国经济进一步转型升级所必须的。
既然中国经济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上而下推动，要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性，就得回到制度本身上去找原因了。
为增长而竞争
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要把激励机制搞对，只有有了合理的激励机制，才能充分调动各个主体的积极性。
经济理论之所以不鼓励政府过度参与经济决策，主要就是因为市场经济保护了私有产权，劳动成果不会被不可控的外力所剥夺，从而激发了人们赚钱的积极性，提升了经济效率。
从事实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自上而下的，公共部门对经济资源多少存在一些的自由裁量权。如果政府给予市场的只有“掠夺之手”，很难想象中国经济还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所以，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特殊性在于，在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引入了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机制，使政府行为“企业家化”。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很多地方政府主动地不遗余力地发展当地经济，努力做大经济增量，并主动诱导出很多市场化的改革。
那么，中国是如何搞政府激励，让其主动为经济增长服务的呢？让我们从经济改革问题的本身看起。
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就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目标，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在自上而下的框架里，任何政策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一套清晰明确的激励机制和奖惩体系，引导各下级部门去实现这一目标。
当时，GDP就是一个能很好地反应经济建设成果，且容易被公众监督识别的指标。加上GDP和人均GDP也经常被用来做国际比较，反映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强弱。只要GDP的统计方法是科学和真实的，就可以基本反映经济增长水平和发展趋势。
既然GDP是易于观测和比较的指标，因此作为一个具体的激励目标完全是合格的。自然，它就成了考核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接下来便要提到激励兑现和奖惩机制的问题了。
根据北大教授周黎安（2004）的研究成果[2]，中央政府是通过将GDP增速与地方官员个人职位晋升高度绑定，设计了一个类似以GDP为纲的晋升锦标赛制度，来促进官员努力发展当地经济。
简单来说，GDP表现好的，等同于地方官员向上级释放出较强的地方治理能力的信号，进而有较高的概率获得职务晋升。
当然，最终不会完全按照锦标赛的单一结果来考核，晋升方面肯定会有其他影响因素，但各级地方政府都把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放在第一位的事实是可以确定的。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GDP为纲的考核模式改变了地方政府的微观行为，政府对市场不再是“掠夺之手”，而是“扶持之手”。
那么，这样的激励机制又有哪些特征呢？
2.1.层层加码
在这样的竞争机制倒逼之下，政府对当地的经济增长存在“自我加压、层层加码”的特征。
从主观层面上看，由于每一级政府都存在相对绩效考核压力，每一级都要在和同类型、同级别地方政府的比较中确立竞争优势。
从制度层面上看，中央提出的GDP指标只能算是全国均值，省级政府如果表现只处于平均水平，在这样的模式下是不具备竞争优势的。若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省级政府就要设定一个比中央目标值更高的指标才行。
既然省提出一个更高的经济指标，为了确保年末顺利交账，一定会要求市里也报出一个更高的指标以便留有余地，而市里也会对县里做出类似要求。因此当地方政府的指标加总以后，往往会比中央目标要高。
我们可以回测往年的数据，实际完成的GDP增速在多数时候都要高于中央的目标数。这一方面说明地方确实存在“层层加码”完成考核指标的倾向，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可能中央知道地方“层层加码”的倾向，为防止经济过热，进而给出一个相对保守的增长目标。
2.2.分散化竞争格局
为增长而竞争的发展模式之所以有效，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地方财政分权。
建国之初，中国采取了“一边倒”模仿苏联的战略，建立了大量的垂直管理部门，以便集中动用财力、物力、人力投入到重点领域。
但随着国内生产力逐步恢复以及所有制改革完成，一方面，考虑到中国当时落后的生产力，很难建立和苏联一样科学的计划数理模型去调控纷杂的生产消费活动；另一方面，考虑到权力过于集中会约束到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灵活性，5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推进地方分权改革。
地方分权之下，中央和地方确立财政收入比例，基建审批权、物资分配权以及计划管理权也跟着一并下放到了地方，这一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发展当地经济的积极性，各省纷纷建立起自给自足的工农业。
从数据来看，地方财政占全国的比重在1953年仅有17%，而到了1959年，这一比重就急剧上升到了75.6%，1975年地方财政所占比重更是达到了88.2%的最高峰。
根据Qian Y, Xu C（1993）的研究成果显示，这一种地方分权改革的尝试，造就了极具中国特色的M型计划经济管理体制[3]。既有中央对地方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地方又拥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权限。
这种结构的特点也显而易见：工业在地理上是高度分散化的，每个省、市、县一级政府都有自己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各地的工业结构具备“自我维持”和同质化特征，保证当地可以自给自足。[4]
进一步细究M型经济结构的特点，也就很容易理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奥秘了。
由于各地区具有相对同质化的工业产业结构，满足了原始的竞争条件。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机制的存在，使得各地区之间形成的更多是竞争关系，而非合作互补关系，竞争结果具有可比性。
而且这种同质化由于中国各地的地理位置、风俗、文化、习惯等差异，初始禀赋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具有相对的同质化，同时还能够保留各地的特征。
与此同时，这种分散化的竞争也有助于促进非国有部分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给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了发展机遇，再加上市场化因素被植入到体制外，市场化更多的物质激励条件使得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能够顺利地转向具有高生产效率特征的非国有部门。
地方公共部门因为有业绩考核的竞争压力，往往会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这些非国有部门，默许其发展，尽管这种保护是一个非正式的机制。
采用市场化激励的非国有部门效率往往要更高一些，这在对国有企业形成“示范效应”的同时，又产生了强大的市场竞争压力，从而倒逼国有部门也开始市场化转型，化解预算软约束部门的资源配置低效率。
在为增长而竞争的框架下，地方公共部门要为当地经济增长考虑，就有动力开启国有企业改革，让国有企业更具市场竞争力，形成良性循环。对国有企业来说，通过引入类似于高效率非国有部门的竞争对手迫使其进行改革，比单纯的产权私有化效果要好，而且还能兼顾国企的社会职能。
2.3.清晰的考核机制
地方分权之所以有效的一个根本前提是存在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集中人事任免权，能够以经济增长的相对绩效来进行考核，地方的经济分权才真正起了作用。
各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自主拥抱市场化改革，集体发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一个很好的制度实验是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的核心是加强中央财政，进而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为了缓解中央财政占比过低的局面，分税制改革明确划分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很明显，这是一次财政收权的行为，如果说对地方财政放权有助于经济增长，那么财政权力上收应该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
但从直观感受看，即使在分税制改革后，各地发展经济的动力似乎有增无减。这主要是因为相对绩效考核和为增长而竞争的体系并没有动摇。
既然还要考虑当地经济发展绩效问题，财政的扩容也不太可能通过“竭泽而渔”的手段去获取，其核心还是要做大税基，在增量上扩宽财政来源。
因此，地方干活的积极性并没有因分税制受到影响，预算内税源的下降反而促进地方找到了以土地为纽带的基金预算收入，地方借此成为了“城市经营者”。基础设施投资因此以更快的速度大规模扩张，FDI在1994年后实现了更快速地增长。
简而言之，公共部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均没有在古典主义、奥地利学派、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的文献中得以体现。
他们强调的都是公共部门在经济增长环节过程中的负面作用，只要公共部门干预了经济，就难免会存在低效、寻租和低效的情形，公共部门甚至被他们认为是经济低效的罪魁祸首。
但上述理论没能很好地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创造的经济奇迹。
中国经济增长制度的特殊性在于，通过引入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机制，让官员行为的“企业家化”，使得很多地方官员主动地不遗余力地发展当地经济，努力做大经济增量，并主动诱导出很多市场化的改革：
比如为了招商引资，让外商愿意在当地投资，是不是需要先改善营商环境，完善一下基础设施？
比如房地产驱动的模式难以为继了，但又要维持经济增长，是不是得主动改变增长模式，转向创新驱动？
再比如地方国企运行低效，每年需要大量财政补贴，影响了当地经济发展，是不是需要主动进行地方国企改革，让国有企业运营变得更高效起来？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公众的需求是会逐步提升的，过去生产力不高的时候主要需求是物质层面的，解决温饱问题是第一要务。
当开始步入小康社会后，公众美好生活需求日益广泛，开始向发展质量、社会公正、收入平等、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延伸，以GDP为KPI考核的单一目标制显然已无法满足公众的全部需要。
因此，中国独特的组织结构促进了GDP快速增长，但单一的GDP目标制产生的边际收益是在不断递减的，而单一的GDP目标制带来的成本却在不断递增，消解单一GDP考核带来的成本就成了后续经济改革的重要方向。
问题与改革
国家的考核机制应该是多目标制的，不能只看经济，而且单纯用GDP来衡量经济增长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
回归到社会发展的阶段，在改革开放以前，生产力没有充分释放是当时的主要矛盾，以GDP为核心的单一目标制能够顺应公众的愿望，解决生活物品短缺的问题。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公众的需求逐步提升，当开始步入小康社会后，公众美好生活需求日益广泛，开始从解决温饱向发展质量、社会公正、收入平等、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延伸，以GDP为KPI考核的单一目标制显然已无法满足公众的全部需要。
因此，中国独特的M型组织结构促进了GDP快速增长，但单一的GDP目标制产生的边际收益不断递减而带来的成本却在不断递增，而这些成本均成为后续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3.1.重基建的建设财政
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中国展现出来高效的组织行动能力和资源调动能力，以较快的速度阻断了疫情的传播。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抗疫期间，也暴露了公共卫生服务支出和医疗物资供给不足的问题，给多地的卫生系统带来了严重挑战。
从数据来看，2003年用于医疗卫生的财政支出为778亿，占财政支出和GDP的比重分别为3.16%和0.57%，到了2018年这两个比重分别为7.07%和1.7%。
但如果做一个国际横向对比，就会发现与多数国家的医疗卫生支出状况相比，中国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每千人医生数，中国为1.99，低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也低于墨西哥（2.44）、哥伦比亚（2.18）等新兴经济体。
每千人病床数，中国的数据是4.31，在大多OECD国家中也处于相对靠后的位置。
如果再横向比较财政支出用于医疗卫生的比重，中国为8.85%，在我们有限的样本中仅高于印度（3.39%），低于多数发达国家，也要低于泰国（15.03%）、南非（13.34%）、巴西（10.30%）等新兴经济体。
因此，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医疗卫生支出费用与我国的财政支出水平、人口数量以及GDP绝对规模均很不相称，在医疗投入水平和优化服务质量等供给端均有发力空间。
实际上，医疗卫生支出不足只是民生财政支出问题的一个缩影，如果我们看教育与科技领域的财政支出，同样能看到它们占财政支出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较为缓慢，2019年分别为18.53%和4.49%。
那么，为什么与民生相关的公共服务品会存在支出不足的问题呢？这实际上与地方的财政支出偏好有关。
单一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考核机制框架，很容易形成地方公共部门重基建的建设财政，加大对经济增长的相关要素投入。
随着公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供应极大充裕，物质生活改善的边际效用在不断减弱，而对单位GDP增长所产生的社会边际成本，公众反而越来越敏感。此外，当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公众的需求层次会逐步上移，自然对优质公共品的需求与日俱增。
十九大报告也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当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以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了，美好生活已不仅局限于物质层面，对民生的改善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个时候就需要引入公共服务的考核体系，需要建立更完善的考核问责机制。
3.2.市场分割和产能过剩
我们先来看看几个政策文件。
2013年4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其中有一块指出要：
“消除地区封锁，打破行业垄断，维护全国市场的统一开放、公平诚信、竞争有序。”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文件有一块专门强调了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
“打破地方保护，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的规定和做法，纠正地方政府不当补贴或利用行政权力限制、排除竞争的行为，探索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2016年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文件强调：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打破地区分割和隐形壁垒，推动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促进各类生产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加强区域发展战略、规划、政策的制定实施和优化调整，不断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保障”。
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
“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
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
“在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前提下，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示范。”
中央的政策文件里为什么频繁提及打破地方保护和构建全国统一市场？既然频繁提及，一定是有事实做支撑的。不过关于地方保护主义的行为网上确实能搜到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我们先来搞清楚地方采取保护主义的行为动机是什么？
假设A、B两个相近的地区，A地想要当地绝对经济增速取得较高增长的同时，还能获得相对更好的经济增速，应该怎么去做呢？
在相对绩效考核的驱动下，理性决策首要是保护当地的经济资源，对B地设置准入障碍，在提升本地GDP的同时还能拉低对手的GDP，这就是地方采取保护主义的行为动机。
毫无疑问，地方保护短期确实可以提高A地的经济产出。但一方面，地方保护会对中长期经济增长潜能产生负面效果；另一方面，如果把所有地区加总来看，全局利益会因地方保护受到损害。
一旦采取地方保护的措施，规避了竞争的行为，将会导致低效率企业也能得以存活，也就削弱了产能升级的动力。
另外，假设A地区企业相对于B地区同类企业本身有竞争优势，一旦进行市场保护，抑制了新竞争者的加入，A地区企业将坐收管制红利，有竞争优势的企业也没有动力继续进行技术进步了。
地方保护是相互的，B地区也会针对准入门槛采取反击措施，结果是两地的企业都不得不面临一个更加狭小的市场，仅能聚焦本地的市场份额。
只有拥有足够大的市场规模，才能有效促进技术创新和市场分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企业的生产和组织效率。
而市场分割会直接阻碍制造业高级化发展，要素无法自由流动影响了有效资源配置，外部竞争压力下降与市场规模约束会降低创新的积极性。
如果把A、B地区的地方保护扩展至全国，人为导致市场的分割，这种低水平重复的经济增长造成的负外部性将是全国承担的。导致全国规模的统一大市场无法形成，并且阻碍创新和转型升级。
在加总意义上，市场分割不仅不能提高经济总产出，可能还会妨碍经济总产出，牺牲了长期经济增长。
此外，市场分割还有可能制约产业链转型升级。
在逆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外部市场份额开始逐步收缩，通过提高本地出口产品质量维持既定的市场份额的必要性越来越强。
逆全球化意味着核心进口零部件需要加强进口替代，再叠加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简单地重复利润率低的低端产能在国内已难以生存，贸易产业链升级刻不容缓。而生产要素人为割裂，又是导致出口产业链升级缓慢的重要原因。
以规模为导向也导致了发展经济过程中有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倾向。
和市场分割的例子一样，我们假设A、B地区都是以钢铁企业为主，而两个地区其实只要一个钢铁企业就够了，这意味着A、B地区钢铁企业是产能过剩的。
没有大市场给两地的钢企积累盈余，没有良性竞争机制，再加上廉价要素补贴，两地区的钢铁企业要么做不了、要么不愿做产业升级，将陷入“低端重复”陷阱。
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说，看到这一点之后，一定会强调A、B地区转变增长方式，升级过剩低端产能。
那么，A、B地区的考核指标可能要发生改变。比如要求两地必须以战略新兴产业为导向，不仅看绝对的GDP增长速度，还要GDP增长的质量。
面对增长方式的改变，两地会怎么应对呢？
在战略新兴产业上，A地会根据比较优势，与B地区做区域互补吗？大概率不会，只要还是以相对GDP增长为KPI，A地还是会追求本地的“大而全”，并且采取市场分割的策略，做战略新兴产业的本地保护。
比如通过减税或者财政补贴给战略新兴产业财政支持，或者对B地区有借鉴意义的战略采取模仿措施，还会提供廉价的土地要素，以及纵容污染和降低行业准入标准。
随后，新兴产业很快就会和传统产业一样出现过剩，而且该聚焦产业链的低端还是继续聚焦产业链的低端。因为新兴产业在“全国竞争+地方垄断”的格局下，企业的市场空间被锁死，没有资金积累用来搞研发，只能在产业链的低端不断恶性竞争。
产能过剩的局面确实会让产品数量看起来很多，供应能力是很强，行业内部的企业也很多，摊子铺得很大。但由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然而低端过剩且低端锁定的产业链竞争格局显然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
这也正是为什么提出要做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原因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当前的问题主要是传统门类生产过剩。传统门类出现生产过剩不是因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已不能满足需求的变化。比如，我国一些行业和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时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依赖进口；有的农产品生产缺口很大，而有的农产品增产则超过了需求增长；一些有大量购买力支撑的消费需求在国内得不到有效供给，消费者将大把钞票花费在出境购物、‘海淘’上。”[5]
这还只是内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当前外部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全球已经开始出现逆全球化的趋势，解决产业链安全问题必须要靠创新独立自主，而创新有个关键前提是能用好全国统一大市场，这意味着要打破地方人为制造的市场分割。
对此，应该做的是引入多元化的绩效考核机制，因地制宜地制定地方考核标准，对部分经济承担功能相对弱一些的地区不能单方面强调GDP考核，并要加快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同时继续推进供给侧改革。将分散的低端产能兼并重组，提升市场集中度，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途径。
3.3.规模导向和债务高杠杆
经过四十余年的债务扩张，2020年中国债务规模达到了 274 万亿左右，年均增速为10%，超出名义GDP增速1.2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迅猛，但债务同样增长迅速。
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背后离不开债务驱动，但高债务导致市场参与主体背负了高杠杆。适度的杠杆率水平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过高的杠杆不仅会拖累增长，反而会诱发金融风险。
同样假设A地，在GDP考核机制下，A地发展经济的行为显然会是以规模为导向的。更大的营业收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意味着更高的GDP增速。
由于任期内可能只会关注GDP增速是否足够高，至于经济增长质量如何，企业是否获得利润，可能是次要的，只要任期内不爆发债务风险即可。
规模驱动往往是靠举债加杠杆来实现的，只强调规模，不注重效益和现金流，必然会导致债务积累。
如果债务对应的资产是现金流为导向的，那还相对好一些，因为资产能赚钱去覆盖债务本息。
但如果只是为了单一GDP增长的考核诉求，就有可能会盲目铺摊子，导致债务风险的长期累积。
我们统计了非金融两油上市公司的数据。2010年，总资产净利率、销售净利率、扣非后的净资产收益率这几个反映企业效益指标，分别是5.17%、5.88%、10.35%，到2020年则分别下降至3.09%、4.62%、5.94%，整体均呈现下行趋势。
而非金融两油企业的负债率却在逐渐攀升。2010年，非金融两油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59.86 %，2020年上升至61.08 %。
如果从一个更长的时间周期来看，资产负债率上升的趋势更加明显，2003年非金融非石油石化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只有45.17%。再看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2000年年底为92%，2020年年底迅速提升至162.3%。
如果仅关注辖区内的GDP增长，对增长的质量关注权重不够，仅以规模导向，不只会影响地方国企经营行为，还会深刻地改变民企的投融资决策。
影响地方国企自不用说，地方政府对当地国企有较强的影响力，可以让地方国企举债扩大投资规模，进而推动当地GDP增长，那为什么也会影响到民企呢？
因为民企规模越大，可以带来GDP、税收，还可以解决就业，地方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培育本地民企的时候，仍会规模导向。
而且从民企的角度来讲，由于整体的产权保护和市场化机制不完善，随着摊子越铺越大，解决的税收和就业越来越多，也能够提升在地方上的话语权。
这也是中国的企业部门存在大而不强的原因之一，不少上榜500强的中国企业，尽管拥有庞大的资产负债表，但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却没那么好看。
解决债务高杠杆的问题，需要国企、地方政府以及金融市场等多方合力。
对于国企而言，要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其实国家也已经注意到了相关问题，开始着手建立国企关于债务扩张的硬约束。
2018年《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发布并实施，要求分类确定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指标标准，合理设定资产负债率水平和资产负债结构，约束国企因预算软约束无效投资和扩张的倾向。
根据国资委数据显示，截止2019年，国企资产负债率约为64%，国企减负债、降杠杆的需求非常迫切。国企债务硬约束之下，将有效助力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
地方债务方面，重点在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创新制度之下，地方政府通过成立城建投资公司等公共融资平台进行融资，导致隐形债务迅速增长。若此类隐形债务无法按时偿还，就需要地方政府进行兜底，一旦超出地方财政的承受范围，将存在较大隐患。
“终身问责,倒查责任”能够有效抑制地方隐性债务增量，防范地方债务风险。2017年起，对于地方违规举债的监管开始趋于严格。2018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办法》发布，地方政府负债情况也纳入地方官员任期工作实绩考核指标，重构了以 GDP 论英雄的考核体系，有助于地方经济受债务驱动发展模式的转变。
资本市场的改革同样是压低债务杠杆的重要推手。一方面，资本市场可以通过IPO、定增、发行可转债、重大资产重组等资本运作，推进市场化债转股，支持降低杠杆率。
另一方面，资本市场的壮大离不开机构投资者，而机构投资者在做资源配置的时候，更关注资产端的质量。这就迫使各类上市公司强化内部约束，改善公司治理，将资源配置到现金流高的资产上，以便获得资本市场的青睐。
3.4.依赖外需
在GDP考核机制下，毫无疑问，招商引资引入大项目，发展大工业肯定是最快也是最现实的办法。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获得大项目的青睐呢？
假设A地需要招商引资，首先得有好的营商环境，不能随意侵犯私有产权，要进行市场化改革，优化制度体系。
制度问题解决之后，就是成本的问题了。A地可能需要向资本承诺一个较低的要素价格，尤其是具有吸引力的土地出让价格。
假设A地选择用低廉的用地成本补贴大项目，土地供应又受到了耕地红线的限制，分税制改革后，当地的财政收支还需要预算外收入来平衡，这就导致A地不得不在市中心的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收取较高的土地出让金。
2020年100个大中城市成交的楼面均价，住宅用地是6033元/平方米，商服用地是2932元/平方米，而工业用地成交均价仅仅为305元/平方米。
而且从趋势来看，住宅用地和商服用地总体上是不断上升的趋势，而工业用地成本是趴着的，从2008年到2019年这十余年来，几乎没有上涨过。
在各地招商引资竞赛的驱使下，加上廉价的劳动力（没有户籍的农业人口转为非农就业人口，也就是农民工）、廉价土地使用成本和廉价的利率水平（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工业部门很快就产能过剩起来。
过剩的原因一方面是廉价的要素投入，使得工业产能偏离最优的均衡水平。
更重要的是，劳动力成本一直处于被压抑状态，消费起不来，导致内需不足（相对于生产端而言）。
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融入到了世界贸易的体系当中，为过剩产能提供了出口。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国内就有产能过剩压力，大概在90 年代中期，就已经确立了要扩大出口贸易规模，利用好国外市场，获取外汇盈余，积累工业化的原始资本。
所以，当时解决好国内过剩的问题是利用好外循环，把过剩的工业产能让国际市场来消化，这也导致了持续的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积累。用好国内的市场规模和外汇积累，引进国外的技术，然后消化、模仿、创新、替代、再出口。
然而，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出口市场规模下滑，进口技术和产品也没那么容易，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
要解决这一问题，靠的还是内循环，也就是拉动内需，靠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来消化产能。
但内需的形成首先得解决的就是要素扭曲定价的问题，尤其是长期被低估的劳动力成本。因为劳动力价格被低估，而房价一直涨，拉大了贫富差距，肯定是会压抑边际消费倾向的，要激活内需，必然是需要把城市底层和农民工的收入给拉动起来。
中国人口基数大，城镇化空间还很大，而且人均可支配收入不高，这反映出收入分配环节有些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意味着通过改革提高内需的空间非常巨大。
举个例子，目前农民还有8亿人口，如果他们的月收入能提高1000元，一年1.2万，一年9.6万亿的潜在消费规模就出来了，这市场规模应该是相当可观的。当然，这个过程尽量要用市场化的手段完成。
后续可以期待的是，城市反哺农村，城市的土地剩余向农村倾斜，给农户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份额确权，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并通过户籍改革，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化解掉消费的后顾之忧，未来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3.5.环境问题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往往会伴随着一些环境问题的产生，比如说空气质量下降、绿地面积减少，甚至“全球变暖”也与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
其实，在现代经济发展的初期，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的模式在许多国家出现过。
英国工业革命就是一个很著名的先例。在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同时，像泰晤士河这样的临近工业区的河流被严重污染，城市空气质量愈加恶劣，森林面积大量减少。
而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迫切地需要发展生产力，来脱离贫困状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当人民的温饱、住房都无法满足时，也就没有多余精力去关注环保问题了。
所以等到经济发展起来时，这种生产力与物质文化需求的矛盾有所化解，环境保护这个主题也是时候提上日程了。
环保问题的根源同样也与GDP为KPI的考核机制相关。为了获得较高的经济增速，地方往往会优先考虑一些重工业的大项目。
一方面，重工业大项目有更高的增值税来源，让地方财力更充沛，可以挪腾的资源更多，也有更多的财政投入基建拉动GDP增长；另一方面，大项目创造GDP本身也要快一些。
更重要的是，在相对考绩效核机制下，各地区会在引资的时候都调低环保标准，因为环保对项目来说意味着成本，大项目当然愿意去成本低的地区。
过去，各地更关注的经济发展的增量，环保与考核机制是脱钩的，环境治理的好坏在考核体系中影响有限。
而且，环保治理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即使好的环境能够提升地区在招商引资时的竞争力，有利于长期的经济发展，但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体现在经济数据上。
不过，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论断提出以来，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环保意识愈加强烈。既然环保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竞争性的重化工大项目引进造成的，那么通过供给侧改革的行政手段，去掉有污染的落后产能，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供给侧去产能开始后，2016-2018的三年内，粗钢产能压减了1.5亿吨以上，煤炭落后产能退出了8.1亿吨，落后煤电机组淘汰关停了2000万千瓦以上。淘汰不符合环保要求产能的同时，要么是新增的产能必须符合环保标准，要么是对不符合标准的设备做技术更新改造。
从制造业投资额来看，近年来制造业投资更多以改建为主，新建和扩建在新增投资中的份额有所减少。
不过去产能的结果也使得市场“二八分化”越发明显，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或设备被强行关停，市场向有资金实力改造设备的头部企业集中。
2017年是环保治理相对较严格的一年，我们对能耗前10的制造业子行业企业数加总，发现高污染的子行业企业总数确实在2018年出现了明显锐减。由于一些重点行业去产能的任务基本在2018年已完成，后续的重心更偏向于结构的调整，所以19-20年两年的企业数又有所回升。
环保治理的初衷是没有问题的，通过落后产能扩张维持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长期来看难以为继，旧的产能不去掉，新的产能便不会来。加强环境保护应该是一种共识，而非争议，因此最大的争议主要在于环保治理的执行过程中存在着各种“一刀切”的问题。
所谓的环保治理“一刀切”，简单来说，就是为了避免承担环境破坏的责任，不加区分地强制关停生产。因为没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这类具体的量化考核指标，所以地方政府往往倾向于采取风险最小化的行为。
虽然这几年环保治理卓有成效，但“一刀切”的治理办法对经济内生运行造成了较大的扰动。
粗暴的关停会对企业造成较大的损失，同时对企业上下游供应产生冲击，下游企业要么面对一个更高的上游价格，要么根本就无货可买。
更重要的是，“一刀切”的治理方式对中小企业的造成了较大的心理阴影，大企业和国有企业能够通过高投入解决环保设备问题，而中小企业往往买不起环保设备。
即使买得起也难逃被粗暴关停的命运，在“一刀切”督查压力下，中小企业经营困难陡增。
通过看利润增速，我们可以发现“一刀切”的环保治理和去产能政策给部分中小工业企业造成了相当大的经营压力。
在此需要做出说明的是，统计局公布的工业企业利润同比数据，其样本剔除了大幅亏损至2000万元以下的企业，所以其整体的盈利增速看起来不错。
但当我们计算未经样本调整的私营企业工业利润时，就会发现手动测算的增速与统计局公布的增速在2017-2019年间存在着较大的背离，这也说明私营企业存在“幸存者偏差”。
有趣的是，如果看同时期的国有工业企业部门，就没有出现这种背离。可见，“一刀切”的环保治理让中小微企业更受伤。
“一刀切”式的治理短期固然是有利于环保治理的，但社会成本太大，不可能是一个常态化的环保治理手段。
对于很多高耗能的重工业来说，“一刀切”式的环保治理和去产能政策对行业发展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因此一套更加完善且更加适应各个行业发展的环境保护政策应当被优先考虑。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2020年，中国提出了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
碳达峰、碳中和的提出不仅可以重塑我国现行的能源结构，而且还能带动绿色经济发展搞碳中和，是未来的长期战略方向。然而我们也注意到，部分地方在推行低碳环保的过程中，又开始有一刀切限产、限产能的倾向。
这就导致了上游价格出现较大的涨幅，而上游价格明显上涨，会对中下游制造业环节以及小微企业，产生比较大的冲击。
所以碳中和的推行还是应该科学有序，明确任务分解。防止一刀切式减产，导致大宗的上涨，进而对通胀产生传导效应。
在“双碳目标”之下，出现层层加码降“碳”的倾向，那么，如何设置科学有效的考核体系，对于稳定市场和公众预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在现阶段，国家可以优先让各地方政府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特点，自主探索碳中和路径，稳步推进节能减排路径以及节奏。比如重工业占比较高的地区，可以将排放总量、排放标准等目标进行阶段分解，循序渐进实现。
同时地方政府也要将地方战略和规划制定长期化。避免简单粗暴的“一刀切”关停，应该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多方面布局，强化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建设，全面实现低碳化转型。
3.6.区域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东南沿海地区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飞速发展。2007年前，GDP占比持续上升，期间该比例最高达到了37.57%。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东南沿海出口产业链压力倍增，再辅以国内四万亿救市措施，导致中西部地区通过债务扩张赶超，东南沿海地区GDP占比短暂下降。
但从2012年之后，东南沿海地区凭借高效的公共治理体系和灵活的制度优势，GDP占比再度缓慢回升。
如果仅看GDP规模，会显著地低估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距。
一方面，欠发达地区通过债务驱动和盲目投资在短期内会带来GDP高速增长，但这是以积累金融风险和牺牲长期增长潜力为代价的。
另一方面，发达地区劳动力成本提高会导致低端产业链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双方GDP增速差有所收敛，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的生产率能同样收敛。
因此从长远来看，发达地区可能会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拥有更强大的发展后劲，这意味着区域发展不平衡在未来还会扩大。
发达地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会驱使要素不断聚集。从劳动力角度来看，珠三角、京津冀、长三角的常住人口增长率高于国内其他地区，主要是因为这些地区有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更多的就业机会。
再从企业端角度来看，2019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规模以及营收占比分别为45.49%、47.03%，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
A股上市公司作为中国优质企业的代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多寡也可以大致反映优质资本的聚集程度。2020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A股上市公司数量分别为1460、674、499家，三者合计占比高达64%，这意味三大城市群聚集的企业质量也相对更高。
那么，为什么即使在中央大力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发展战略再配以中央的转移支付的倾斜政策下，区域差距没有收敛反而在不断扩大呢？
首先，东南沿海以绝对的地理优势承接海外产业链转移。改革开放以后，沿海地区引进了大量资本，使得该地区在拥有承接海外产业链转移的地理优势的同时，吸引了大批劳动力，此时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已初现端倪。
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东南沿海地区确实有更好的制度供给。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格局逐渐演变为“东南沿海地区以外企和民营为主、中西部地区以国企为主”的两极分布格局。
东南沿海地区为吸引外资和发展民营经济，需要积极打造和谐友好的亲商环境并推进市场化改革，而优质的经商环境又会进一步吸引更多的海外资本和民营经济的涌入，从而形成发展路径依赖。
反观非发达地区，因为市场化改革不够，本土没有太多的民营企业，没有给国企产生足够的市场竞争的压力和倒逼改革的动力。要发展地方经济往往只能靠国企举债，而举债的国企由于存在“低效率、低激励、低盈利能力”等弊端，会使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
市场化改革不够，还会削弱私营部门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陷入“不够市场化-经济发展低效-财政平衡压力加大-市场化水平后退”的恶性累计循环效应。
两区域的制度差异会迅速表现在经济增长绩效的差异上，时间越长，两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也越大。
此外，东南沿海地区还形成了“产业+人才集聚效应”。虽然中西部地区以提供低税赋、低租金来招商引资，但相比之下，东南沿海地区有更优质的经商环境，且政府的低频度干预以及高效的产权保护体系也使得其市场化水平远超内陆地区。
这些优势使得东南沿海地区更具有投资价值，其优质稳定的制度环境吸引了大量生产要素聚集。由于改革开放后资本的流入，东南沿海地区首先形成了产业聚集效应，这为市场规模壮大和产业专业化分工打下了基础。
越来越明显的产业聚集效应会进一步吸引技术型人才的流入，从而形成更强大的人才聚集效应。这种现象给东南沿海地区带来的最直观的收益是其不需依赖税收优惠便可吸引大量资本，节省下来的成本可以服务于公共领域，进一步扩大其制度优势、引入更多资本，形成正向循环效应。
对于非发达地区来说，由于没有制度优势难以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只得依靠减税或减租来承接被经济发达地区淘汰的低端产业链，甚至会在同类型地区之间形成恶性的“逐底竞争”，税收越压越低。
这会进一步影响其财政平衡及公共服务能力，降低对优质资本的吸引力，恶性循环就此形成。
在以上条件下，企业在将其中高端新兴产业布局于东南沿海地区享受制度优势的同时，会把低端产业链推向要素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地区。
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企业，他们的工厂已经迁移至中西部这些生产成本低的地区，而仅留下研发运营团队在东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东部地区的研发投入是非常大的，而中西部地区的加工制造活动愈加频繁。
三大城市群研发投入强度也在快速上升，2019年，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的R&D投入强度分别为3.9%、2.9%、2.8%，远高于其他地区。
从工业增加值数据来看，尽管东部沿海地区仍占据绝对体量，但中西部地区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方面加速发展，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会逐渐缩小，整体的工业增加值占比结构上呈现东升西降的趋势，这也能够反映出未来将可能形成“东南沿海以新兴产业为主-中西部地区以加工为主”的产业分布格局。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新区域发展观就显得尤为重要。区域内各地区要达到“1+1>2”的效果，应当坚持优势互补，促进区域之间各类市场要素摆脱行政区区划束缚，在更加广阔的空间中进行流动，实现高效配置。
在新区域发展观的指引下，我国的区域合作不仅打破了国内的行政区划限制，还打破了国别以及海陆的界限，比如“一带一路”和海陆统筹发展。
更好的落实新区域发展观，仍然需要转变唯GDP的考核机制，注重经济发展质量，避免只把关注焦点放在本地经济的快速增长，缺少协同，采取人为的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
在这一篇中，我们重点强调了促使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制度基础。一个好的制度，就是搞对了激励机制，让地方有充足的积极性去发展经济。
然而，做好一个事情，光有积极性和热情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做成这个事情的转化机制。
这个转化机制能够存在，需要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缺一不可：
1、需要有巨大的GDP转化动能，否则，地方不会依赖这个资源去发展经济；
2、这个资源能被当地政府完全掌控，如果资源不能被当地完全掌控，就无法彻底去依靠这个资源获得GDP的竞争优势。
那么，地方政府究竟是控制了什么经济资源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呢？
答案就是土地。
在下一篇中，我们将具体阐述土地这一GDP的转化机制，是如何助力中国经济走上高速发展之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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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黎安.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J]. 经济研究，2004(06)：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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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