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极端经济下的“先头部队”——读《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

⊙禾 刀

经济，如同一个社会烟火气的晴雨表。著名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曾描述了这样一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场景：敌人用火和剑把一个国家夷为平地，摧毁了这个国家几乎所有可移动的财富，然而几年之后，一切又都和以前一样繁荣。

穆勒描述的战后经济，正是本书作者、英国央行经济学家理查德·戴维斯关注的极端经济现象之一。理查德指出，在经济领域，“极端”并不仅仅用来描述我们熟悉的股市崩盘、住房危机或金融丑闻等现象，也可以用来表述难民营、监狱、灾害突发地、工业革命发源地、不平等地区、老龄化地区、科技前沿地区等经济体。

春江水暖鸭先知。凯恩斯把那些生活在经济趋势极端情况中的人称为“我们的先头部队”。为了寻找“先头部队”，理查德通过16万公里的行程，以及对500多名当地官员、居民、罪犯等的采访，以了解和还原当地的经济、市场和生活的真实面貌，阐述了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人们如何生存、重建社区、恢复经济和市场；在极端优质的条件下，经济为何会走向失败；在代表未来趋势的极端经济体，人们如何应对老龄化、高科技和不平等。跟随理查德的追寻脚步，我们隐约发现经济韧性背后的特殊力量。

极端之中有韧性

众所周知，当前全球大多数国家都面临三种趋势：人口老龄化、新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不平等的加剧。理查德寻找应对这些极端问题答案的动机，来自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28年提出的一个观点：如果我们知道看向哪里，我们今天就能瞥见未来。其诀窍是找出一种持续的趋势，以及大多数人都在遵循的道路，并观察那些经历过这种极端趋势的人的生活。这种观察当然不是泛泛而谈，而是理查德反复强调的极端经济中的韧性。

在理查德看来，这种韧性主要有三大要素，即人们的思想、技能和知识的力量。三大要素中，思想是第一动力，正所谓“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技能和知识就像人们逆势上攀的左右脚，缺一不可，否则就空有一腔夸夸其谈的抱负。

陆游有诗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后世人们以此诗形容极端情况下或许蕴藏另一种重生的希望，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理查德笔下的极端经济，描述经济触底过程中，往往也蕴藏着一种类似的反弹韧性。

在理查德寻访的全球9个地区中，韧性无处不在，越是极端条件下，这种韧性表现得越强烈越明显：在遭遇印度洋海啸之后，印度尼西亚的亚齐人放下失去亲人的悲痛，迅速投入到复工复产的重建中，当地旅游经济很快重焕生机；在约旦扎塔里难民营，人们充分发挥个人聪明才智，把那里打造成一个拥有各类初创“企业”3000多个、就业率高达65%的经济体；路易斯安那州监狱的囚犯创造出一种完全区别于高墙外经济的“数字货币”，而整个过程看不到货币，双方交易只要报个数字；日本秋田充分发挥老年人余热，实现了老有所“劳”、老有所“入”，为解决老龄社会问题趟出了一条新路；刚果金沙萨市场里的人们面对无处不在的腐败，创新出应对监管腐败的地下市场……

其实，在我们的历史叙事中，经济韧性同样无处不在，最典型的便是如穆勒描述的场景。澳门大学教授王笛在《消失的古城》一书中写道，1917年，成都先后遭遇川滇、川黔军阀混战，民众苦不堪言。然而，每次巷战尚未完全停歇，小贩们就冒着生命危险出来兜售货物和食品。叶曙明在新近推出的《广州传》一书中亦多次提及，广州城历史上每次战火刚歇，街头很快便会出现小摊小贩的身影，有时这条街在打仗，另一条街却还有人在卖东西。

中国有句老话，富贵险中求。险，其实就是一种极端的经济环境。理查德指出，极端经济可以“分配稀缺资源，帮助人们定义角色和身份，并赋予他们生命的意义”。把仅有的资源发挥至极致，与其说这是经济的韧性，不如说是生命的韧性。在极端环境的“倒逼”下，人们不得不穷尽思维，放低身段，只要能生存，过去那些不愿想、不愿做的都会被迫进入选择视野。

韧性之中存利弊

分析理查德的9个案例不难看出，经济韧性虽然落脚点无一例外都是个人，但成功又不仅仅因为人。

亚齐的成功，纵然有当地人喜欢储备黄金的传统，但政府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幕后角色。比如积极请求国际援助，对当地旅游设施重新规划，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在扎塔里难民营，那里的极端经济之所以活力十足，得益于联合国难民署人手不足“管不过来”。爱沙尼亚之所以能够快速步出苏联解体后，经济严重下行的泥淖，是因为政府审时度势，及时抓住了依托互联网的创新发展思路。日本秋田的老龄社会之所以朝气蓬勃，是由于当地民间机构活跃，并且形成了一种接受、支持乃至鼓励老年人力所能及地发挥余热的社会文化价值观。

理查德列举的9个案例并不全都是正面典型。比如，约旦的阿兹拉克难民营死气沉沉；巴拿马达里恩当地政府柚木树补贴计划反倒使百姓从贫穷走向新的贫穷；曾是全球首屈一指的苏格兰格拉斯哥造船业因循守旧如今一落千丈；刚果金沙萨充分展示了建立在非正规经济基础上人类韧性的局限性；曾享有拉美经济明星美誉的智利因严重不平等已经影响到公共空间的使用等等。

成功的原因只有一个，失败的原因则各有各的不同。理查德相信，“许多复苏的崩溃都是善意的结果”。像阿兹拉克难民营表面看井井有条，实际上扼杀了难民的初创热情；达里恩的问题是因为政府应对外部负效应失策，导致当地经济和环境陷入恶性循环；格拉斯哥造船业的衰落是因为政府介入过度未能顺应潮流；金沙萨的没落折射出政府决策违背了市场基本现实；智利深陷的不平等困局，本质上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率的结果。

对照利弊，理查德得出结论，好的经济需要好的政策环境。好的政策环境当然不是千篇一律，但也并非完全没有规律可循。在理查德看来，政府最应做的，就是坚决捍卫环境等社会底线，同时又不能大包大揽、越俎代庖。虽然强势行政力量在某一时段可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随着经济发展走向深入，个性化需求越来越多，过于强势必然遏制个性化。金沙萨和智利历史上都曾出现过“铁腕”人物，改革之初也都曾经历经济快速发展的高光时刻，但又都深陷发展“中年危机”无力自拔。

日本秋田应对老龄社会的积极做法，显然是一个可资借鉴的案例。那里就像是一个老人社会，无论公交车驾驶员、商店服务员等，随处可见老年“职人”的忙碌身影。日本秋田趟出的老龄社会新路，不是政府照单全收，而是区分年龄和身体状况，在税收以及公共建设政策等方面予以倾斜，方便老人力所能及地体现更多社会价值。最近在网上还看到一条视频：日本有一个餐厅服务员几乎每次都会上错菜，其原因就在于服务员都是阿尔海默茨氏综合症（老年性痴呆）患者。尽管如此，食客仍旧络绎不绝，相互包容，相互尊重。

秋田构建的良好社会关系，背后是个人与政府力量的完美契合。虽然任何走出极端经济的国家，都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但行政力量到底该扮演何种角色，这也是包括凯恩斯和哈耶克在内，无数经济学家反复交锋，又难以完全说服彼此的关键所在。

利弊之中见未来

不难看出，凯恩斯定义下的“先头部队”，其实就是在极端条件下最先嗅到“商机”的那些人。这些人很可能代表走出极端经济的未来模式。未来并不是另起炉灶，现实社会中常常隐藏未来发展的蛛丝马迹。

应对极端经济，理查德着重论述了经济中的左右派之分。无论是采取激进还是保守举措，无论是推行政府主导还是市场自由主义，理查德都不认为是最优方案。过左，其结果很可能步达里恩、金沙萨和格拉斯哥等地的后尘。过右，则易蹈智利那样的覆辙。

理查德指出：“好的市场会创造价值，不好的市场会摧毁价值。”这里的“价值”，既包含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也包括社会意义上的。理查德这里所指的创造价值，显然既不完全属于个人，也不完全归功于政府，而是二者的完美配合。这也就是理查德所力推的，走出极端经济的“中间道路”。

理查德意义下的“中间道路”，当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市场和政府二者相互配合，产生最大的经济合力。像达里恩的森林保护，显然需要政府力量守住底线。而在格拉斯哥，显然是政府介入过度，导致当地造船业面对国际市场新形势反应迟钝。

理查德的9个极端经济案例表明，没有任何一种成功模式可以生搬硬套。但所有案例又同时指向同样的结论：未来方向很可能本就隐藏于极端经济的各种韧性之中。也就是说，对于未来方向，许多时候我们不必绞尽脑汁推陈出新，只需练就一双寻找韧性并甄别“先头部队”的慧眼，然后因势利导，顺势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