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

　　钱文忠说：我的演讲没有想到这么大的场面、这么多的同学。敏洪学长请我先讲。我们同学前后十几年的交情，还是相互有了解的，他之所以让我先讲，是因为那样可以把我就地“批判”。按照北大的老规矩，应该按年龄，他是我学长，他先讲才对。我进北大是1984年，敏洪已经留校任教了;我从德国留学回来，敏洪学长已经辞职并创办了新东方。我说你先讲，他不答应。我原来以为可以逃脱被“批判”的命运，结果还是没有逃脱。我们都应该带有一种开放的职业心态。就我个人来讲，我建议：进了大学，第一件事是不要轻易相信他人，不能像中学那样，老师说什么就信什么，老师给什么答案都是标准答案。在大学里必须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在大学里，包括现在各位同学，最缺乏的是独立和自由。这可能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太一样，我们那个时候是“被迫地”独立、“被迫地”自由。在座的各位学弟、学妹，你们有没有认识到各位学弟、学妹是人类历史上最独特的一个生物类别?因为你们基本都是独生子女。

　　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多的没有兄弟姐妹的人、有计划地几乎在一个历史时期同时出现在一个民族和一个文化当中，这是非常特别的，是独一无二的。这个独特性怎么去判断它都是不为过的。所以，我们人类所有的教育经验其实未必适合你们，因为基本上来讲，人类所有的教育对象都是有兄弟姐妹的人，都是从小就本能地掌握了良性竞争或者恶性竞争。我们小的时候都有兄弟姐妹，当我干了一件坏事，回来后爹妈都要打、都要揍的，我的想法是赖给我的弟弟，让我爹去揍他，这个就是恶性竞争，我们从小就会的。如果有了一件好事，我一定努力把它说成是我干的。但是，在座的各位都没有这种经历，在座的各位生活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下，从小最起码有6个人宠你。所以，实际上你们现在所需要进行的自我教育远远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多，这是你们真累的地方，因为人类所有的教育经验可能到了诸位学弟、学妹面前几乎都是失效的。人类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么多如此特殊的孩子，在座的各位必须靠自己去寻找自己的答案，因为你们是非常特殊的。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经验，只有靠你们自己。我非常赞同刚才敏洪学长讲的一点：阅读。我可能跟敏洪不太一样，敏洪学长在做新东方的培训，我一直在学校教书。我非常担忧地看到，按照我们的理解，进入大学应该是真正地快乐地、符合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的学习的开始，但我发现在很多情况下，大学实际上恐怕意味着学习的结束，这个非常可怕。这么多孩子进了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后，认为学习已经结束了，因为四年以后终将毕业(我们很少听到有不毕业的)，因而在这四年里就跃过了自己应有的也是必须有的人生阶段，提前关心一些问题，比如找一个好工作，比如娶一个好太太，比如买一套大房子等。其实，这些都不是这四年你应该考虑的。这四年你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说像敏洪学长讲的阅读，讲的交往，交男朋友、女朋友，怎么都可以，但是你不必去预支你的生命。现在，很多人进了大学就忧心忡忡，考虑按理应该由爸妈考虑的事情。相信自己，到底相信自己什么?相信自己的内心，相信自己的感觉，相信自己的判断，永远不要按照别人定下的规矩去规范自己的人生。最可怕的是认为成功是单数，认为成功只有一种标准。比如，像敏洪学长这样当然是成功的，但是如果真的要是学英语都能给自己带来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财富，而且还这么有益于这个社会的发展，那还了得?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把成功非常地狭隘化了。我们现在的成功是什么样的?现在，中国人的成功观

　　在开放的年代居然被封闭了。小时候进一个最好的幼儿园，这是成功了;再进最好的中学，这是成功的第二步;以后进最好的大学，这是成功的第三步。在大学里逐渐让自己成为一个在大学或者大学毕业就可以飞速地赚到第一个1万元的人，成功就有了最初步的物质基础。接下来，以最快速度让自己的1万元变成100万元，开始迈上成功的征程，然后不惜一切代价地把这个100万元变成1亿元……其实，成功的概念是多元的，是一种复数。中国传统的成功人士追求立德、立功、立言，赚钱只是在立功里面很小的一部分。但是今天呢?人们把钱看得太重。在大学期间，我们的心灵要保留一些纯洁、浪漫、激情和纯真，未来想“变坏”的机会有的是，不要那么急。牢牢记住成功是多元的，千万不要认为成功只有一条路，这个对于你们来说特别重要。上海交通大学建立了钱学森先生的纪念馆，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一天，我跟家人一起去看，看到里面有钱学森先生用过的一个公文包，上面还有他的名字，这只包上的把手已经坏了。按照今天的标准，你说钱学森先生能称得上是成功人士吗?老人家没有什么钱，到了晚年，爱国华侨设了一个奖，奖他的几百万他也捐出去帮助他人了。他回来后由于去做涉及到国家最高机密的研究，甚至连家都不能照顾。未来，大家走完这一生，如果能够拥有这么几样东西，我觉得诸位是成功的。第一，一个健康的身体。钱学森先生一直活到98岁;第二，一个极其良好的职业心态。我们可以看看钱学森先生的心态好到什么地步;第三，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有一个完美的、充满爱意的家庭。大家到钱学森先生纪念馆去看，他有一张写字台，写字台的对面有一张很简陋的靠背椅，这张椅子是蒋英奶奶的。老太太坐在对面，不声不响地看着钱学森先生几十年。有一天，蒋英奶奶对儿子钱永刚说：“你陪陪你爸爸吧”。永刚先生说：“我跟他也没有话说”。蒋英奶奶说：“我陪了你爸几十年了，你什么时候看到过我经常跟他说话了?谁说陪一个人就要跟他说话?”钱永刚先生告诉我有一种陪伴是可以默默的。这种幸福谁有?如果你拥有这样一个家庭、拥有这样一份感情、拥有这样一份默契，会怎样?到了晚年，钱学森先生耳朵不好，

　　科学“三钱”。可能在座的不太知道这“三钱”是亲戚。钱三强先生大家知道是学物理的。钱伟长先生在无锡乡下读书，他在考大学之前就没有学过数学，更没有学过物理，也没有学过英文，他去考清华大学，是因为历史和国文都考了极其高的分数，别的好像都是零分。这在今天是不可能进大学的，当年的教育制度真是可以的，还是收了他。所以钱伟长先生在清华大学起先是历史系的，根本不是后来的物理系力学的。老一辈的学者我觉得比我们活得真实，现在我们都希望自己什么都好。大家知不知道钱钟书先生考清华大学数学考了几分?比10分多点吧。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吴晗，大家知道考清华大学的时候数学考了几分?零分。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大家知道考几分吗?他说我当年偏科，我问老人家几分?他说反正不及格。后来因为要研究季羡林先生，有人查阅了清华的档案，发现老人家考了4分。但是，这对他们没有什么妨碍。钱伟长先生考到了清华大学的历史系，有一天，他到芦沟桥那边去郊游，看到了日本的坦克横行直撞。钱伟长先生很生气，跑回去找清华大学的校长，说我要造坦克，造不了坦克我要造大炮。校长说清华大学没有这个专业，他就问什么专业跟造坦克最有关系。校长说物理，钱伟长先生说那我就要学物理。校长说可以给你转，但是给你一年时间，别的同学60分及格，你必须70分及格。如果70分考不过，你再回历史系，这一年算你白读。钱伟长先生也没有学过英语，当年的清华大学可是用英语教学的!虽然没有学过这些，他为了要造坦克就是要转到清华大学物理系。大家知道他怎么读的吗?每天早晨4点半到5点就到清华大学图书馆门口去背英文教科书。人们说老人家您太用功了，他说还有比我去的更早的。谁?华罗庚，比他起得还早。一年以后，钱伟长先生的物理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同年级的第一名。

　　保留一些积极、保留一些冲动、保留一些理想，少一些冷漠、少一些世俗、少一些油滑，你的未来会与众不同。如果你在猜测，在这个社会上我要混得好我应该什么样，你就钻进了一个圈套了。你总归要保留你的独特性，留给自己一些可能，留给自己一些梦想，留给自己一些少年的轻狂、少年的冲动、少年的不理智。没有问题，有的是改变的机会，有的是选择的机会。刚才讲了钱伟长先生可以这样选择，钱学森先生也可以那样选择，钱学森先生可以选择放弃美国的一切，带着蒋英奶奶和钱永刚、钱永真回到国内，白手起家，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当然这很艰难。

　　好了，让我来做一个总结：第一，相信成功不是一种，成功有多种;第二，相信未来是不确定的，但你是可以朝它走过去的，可以不断地接近它;第三，记住你的年龄，你现在只有18岁、19岁、20岁，你不是像我和敏洪学长一样，快50岁了，你没必要考虑我们这个年龄应该考虑的事;第四，为将来多留一些记录，做一些荒唐的事情也无所谓。但是，就像敏洪学长讲的不能碰底线，不能突破这个底线。比如：考试作弊，弄虚作假，不尊敬老师，不孝敬爹妈，坑蒙拐骗偷等，都不能干。

　　每个人只有一个人生，如何让你的人生过得比别人“多”?你在中国读书，你在今天的21世纪读书，你可以像古人一样过，像未来人一样过，或者你在中国读书，可以像美国人、欧洲人一样过——惟一的办法是阅读，阅读面越广越好。这就是我们这些过来人给诸位的建议。我跟敏洪学长那一代，我们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感到无比欣慰的是什么?我们读过大学!我们百分之百地肯定我们曾经有过大学生活!诸位，你将来不一定敢肯定。我有过18岁、19岁、20岁。我在抽屉里看到一张大学毕业书，我是读过大学的。但是，你真的读过大学吗?这大学的四年在你生命当中如此地特别和夺目吗?不见得。我跟敏洪学长在大学里都真正地过了这四年。实际上，我们在大学校园里都不止四年，因为这几年在我们生命当中无比独特、不可替代、不可复制、不可重来。它永远可以记忆、永远可以梦想、永远可以支撑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