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

刚刚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其中“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一节强调，“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如何理解这一论断的深刻内涵？这一论断对军队建设有何重要意义？怎样才能做到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记者就此专访了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教授姜鲁鸣。

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绝非简单的“同时提升”

“这一重要论断阐明了新时代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大任务，立起了强国兴军大方略，为锻造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实现富国强军相统一提供了根本遵循。”姜鲁鸣说，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绝非简单的“同时提升”。在信息化战争和军民通用技术时代，两大实力同步提升集中体现了当代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是国防和经济两个系统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目标的引导下，通过相互协作、相互促进所形成的共生互动的过程和状态。因此，同步提升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是实现这两大实力发展的目标协同、时序同步、资源均衡和系统兼容的有机统一。

姜鲁鸣指出，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分别代表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要“同步提升”，必须“统筹谋划”。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内在要求优化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目标，实现国家发展和安全统筹谋划、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整体推进、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一体运用，达成国家大体系集成效益和国家战略收益最大化。

“安全与发展是国家两大基本战略目标，是体现国家根本利益的‘一块整钢’。历史证明，在国家战略全局中，安全与发展不是主次从属的关系，也不是轻重先后的关系，而是共生共亡、枯荣与共的关系，是相互保障、相互促进的关系。”姜鲁鸣说，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在发展时序上必须保持同步。

姜鲁鸣认为，国家战略资源在国防和经济两大类配置上也要达成均衡。配置“均衡”不是分配“平均”，而是指两大实力建设资源各与其发展目标、发展时序的匹配均衡，能够形成促进国防实力与经济实力同步发展的资源合理配置比例。达成国家战略资源长期的均衡配置，是实现国富军强、国运兴旺的先决条件。

“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形成主要通过三个资源配置环节：国家资源在经济和国防两大领域的初次分配，形成国防投入规模；资源在国防系统内不同部门和不同用途之间的二次配置，形成国防实力和军队战斗力；国防和军队系统与国家经济社会系统之间因要素流动而引起的资源再配置。”姜鲁鸣说，在这个配置中，“兼容互动”是“同步提升”的充要条件。在国防类资源配置总量不变的前提下，通过促进系统间要素的有序流动和持续互动，能够大大弱化国防和经济两大实力提升因争夺资源而显现出来的竞争性关系，能够有效跨越资源配置上“此多彼少”的零和博弈困境，更加有效地提升战斗力和生产力。

随着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国家战略竞争力、社会生产力、军队战斗力的耦合关联越来越紧密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开局起步期，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度变革期，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军事革命的加速拓展期，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从现在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宏伟目标将经历整整30年，统筹安全和发展的历史任务格外繁重。”姜鲁鸣指出，从发展上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9年我国人均GDP在世界21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86位，人均产出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6，英国、法国、日本的1/4。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安全上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安全环境日趋复杂，各种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来自少数西方国家对我遏制、封堵、脱钩、打压和军事威胁的压强越来越大，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使命任务也越来越重。用有限资源既保安全又保发展，国防和经济两大实力建设显然不能“各自为战”。就经济发展而言，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迫切需要更好发挥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的溢出效应和拉动作用，打造发展新引擎，拓展发展新空间，培育发展新动能。

姜鲁鸣表示，只有通过国家战略层面的体系整合，“捏指成拳”，才能有效提升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多种战略资源和实力的综合运用，在锻造强大国防实力的同时，加快国家高质量发展和国民经济“双循环”新格局的形成。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规划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目标任务，明确提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战略目标。“实现这些目标，我们既充满信心，又倍感任务艰巨。当今世界，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对国家经济、科技、人才基础的依赖越来越大。世界各军事强国的建设，都不是在军队自己的‘小圈圈’里搞建设，而是聚合国家整体资源打造军事力量体系，甚至整合全球资源为其所用。”姜鲁鸣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加快推进，但国防实力同我国国际地位、国家安全战略需求还很不相适应。从建设投入条件看，目前我国国防费占本国GDP比重长期稳定在1.3%，约占当前世界国防费总额的10%左右。目前我们还没有完全形成国家经济社会大体系支撑军队战斗力生成的格局，军队建设发展方式亟待改进。面对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推进的浪潮，面对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强大需求，必须保持国防和经济两大实力同步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将国防和军队建设深深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体系。唯有如此，才能如期完成我军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历史任务。

“一个大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格局变动中赢得主动，关键是实现经济系统和军事系统相生相长和良性互动，进而实现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的同步跃升。这是一条极其重要的历史经验。”姜鲁鸣指出，随着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国家战略竞争力、社会生产力、军队战斗力的耦合关联越来越紧密，国防经济和社会经济、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的融合度越来越深。在谋求国力发展转型的角逐中，每个国家都力求占据最有利的地位，拥有相对于别国更大的优势。这种竞争不再是死拼硬实力，而是看谁能够通过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来实现军事能力跃升和国家实力增强双赢，看谁更能通过融合把各系统的社会资源凝聚成支撑综合国力发展的强大力量。美国是以安全撬动发展、以军事创新带动民用创新的典型国家，其一体化的国家创新体系和能力是驱动经济、科技、军事车轮滚滚向前的“动力之源”和“活力之源”。以色列人口虽然只有800万，但近些年来迅速崛起为全球创新“大国”，奥妙就在于其强大的军民一体的国家创新能力。当今国际竞争的激烈态势，迫切需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统筹安全与发展，增强国家战略资源整合和运筹能力，在国家战略层面上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发展。

加快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推进国家安全和发展统筹治理现代化

“在战略筹划和顶层设计上同步推进国防和经济实力发展，大幅提升国家的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新兴领域竞争、军事战略威慑、动员应急、国际规则主导等战略能力，进而实现国家发展和安全统筹谋划、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整体推进、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一体运用，达成国家大体系集成效益和国家战略收益最大化。”姜鲁鸣说，由此需要在国家战略筹划上加快推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由条块分散设计向一体筹划转变，由重点融合领域向多领域延伸拓展转变，由要素松散结合向全要素集成融合转变，能够对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棋局”与未来战场的“战局”做出科学的通盘谋划。

姜鲁鸣认为，实现富国强军相统一的资源配置，主要依据“安全优先”与“适度够用”相统一的原则。一方面，根据国家总体战略目标，首先确定在一定时期内国防安全资源的配置量，以此为基础形成安全与发展在社会经济资源总配置中的合理比例。另一方面，由于国防投入总体上属于非生产性资源消耗，在资源量既定的情况下，投入国防建设的资源多，投入经济建设的资源就少。这决定了国防资源投入必须适度、有效，既能有效保证国家安全需要，又能使国防投入对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负面影响较小。考虑到我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同时考虑到我国国防开支占GDP的比例、人均军费数额均长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们必须坚持国防建设投入与经济建设投入的均衡合理配置。

“实现两大力量同步提升，需要对与国防和经济两大实力建设密切相关的各类市场和非市场主体、政策、机制、产业、科技创新等，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实施全局性配置和部署。”姜鲁鸣说，区域布局体现国防和经济两大建设要素空间分布的协调、均衡和兼容；产业布局构成国防和经济两大实力同步发展的坚实物质基础；创新布局为两大实力同步发展提供不竭动力；政策制度布局旨在形成长效激励引导机制。通过优化布局，使之产生促进战斗力和生产力提升的布局联动效应。

姜鲁鸣强调，战略评估是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的“风向标”和“导航仪”。通过建立实施整体性、权威性和可靠性的战略评估，能够准确把握富国强军战略实施与阶段目标之间的差距及其原因，及时动态地监控国防和经济实力发展态势，全面系统地评价相关发展规划、计划和项目完成情况，揭示推进过程中遇到的突出矛盾问题，实现对两大实力发展进程的全面系统检查、监督和预警。

（本报记者 刘小兵）